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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如此，红军内部的矛盾也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化解的程度——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广大红军战士感到极端不满，纷纷责问领导人和“洋顾问”的瞎指挥。红军“最高三人团”的权威一时间摇摇欲坠。
更要命的是。在渡过湘江之后，因为坚持要跟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博古和李德又差一点把剩下的中央红军跟葬送干净——蒋介石早已命令“老虎仔”薛岳，调动十五万大军在那里布下了口袋阵，只等着红军往里钻而在这种情况下，脑子一根筋的李德同志居然坚持要部队继续拼死打进湘西，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与二、六军团会合，以求新的发展，还高喊什么“任何的后退和犹豫便是死亡！”
结果，中央红军差一点被逼到哗变的程度，很多战士甚至怀疑李德是资本主义列强派来的奸细，有意要把中国革命搞垮万般无奈之下，博古只好压下了李德的固执己见，同意红军掉头向贵州进发。
然后，贵州的王家烈确实是不经打，让红军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抢占了全省第二大城市遵义。
可问题是，即使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三万红军眼下仍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形势危如累卵。
——湘军、川军、滇军、桂军、黔军等各路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拼凑了一百五十多个团，近四十万人的兵力，向中央红军缓缓进逼，企图分进合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黔北地区，其势咄咄逼人。
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还有湘西的红军贺龙所部，又都无力或无意来给中央红军解围。尤其是最近这些天里，中央红军一直在大山里打转，天气又是连绵不断地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无线电信号接收不畅，跟这些外围部队之间干脆彻底断了联系。
亏得在最近几天不知是怎么回事，中央红军屁股后面的各路追兵全都不见了踪影，对面的黔军和滇军也是斗志全无、望风而逃，否则早已疲惫至极的红军战士们，眼下能不能打进遵义城都还难说。
此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博古发现自己这个中央最高领导人说的话，已经快要没人听了。
——权威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一个总是打败仗的将军，无论他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和尊贵的身份，都是难以赢得军心的。更别提博古还不是腰缠万贯的蒋介石，就是想要用金钱来收买军心都做不到。
因此，在接连几次大败之后，博古和李德这一对“失败二人组”的名声。在红军内外已经差不多被毁了个干净。今天他和李德进入遵义，虽然住所十分奢华，但却一路悄无声息，没有半个人前来欢迎。
而朱毛二人如今分明还在城外的乌江边。也不是最高领导人，可如今的遵义城里就已经到处都贴满了“欢迎朱毛”的标语，本地人更是全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明天一定要起个大早在街上等着，好亲眼看看这朱毛二人是怎样的三头六臂这就是民心所向、军心所向啊！
或许，我真的是应该退位让贤了？博古不无郁闷地想着。
由于现实遭遇之中的极端不如意，尽管博古此时并没有跋涉在泥泞的山道上，而是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着刚刚缴获的上个月的旧报纸。心情还是一点都好不起来。
总的来说。遵义毕竟是一座消息闭塞的内陆山城。重庆和贵阳的报纸送过来往往要一两个星期，他眼下看到的最新一期报纸，都已经是去年十二月下旬的了。而且上面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信息。
正当博古感到有些百无聊赖的时候，一名勤务兵推门走了进来，通知他晚饭已经做好了，请他下去到客厅里吃饭。另外，几位同志在屋里发现一台收音机，正好这里难得有电力供应，就问博古要不要听广播。
“既然有收音机，就听一听吧！”博古欣然说道，“就是没有新闻，能听听音乐戏曲也是好的。”
由于进了“大城市”。勤务兵们端出的这顿晚餐相当丰盛——主菜是遵义名菜“乌江鱼”，鱼切成块，下到沸腾的火锅里，配上辣椒调料，又辣又烫又鲜。然后是一碗遵义有名的羊肉粉，米粉呈圆柱形，筷子般粗细，红白相间的羊肉切成薄片，配上红辣油和青菜，好看又好吃。此外，还有一些圆圆的西式小蛋糕和提神的热咖啡，让博古看着就觉得喜欢，立刻动手抓起一块小蛋糕，就要往嘴里塞。
然而，就在此时，勤务兵也完成了对客厅那台收音机的调试，并且接收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广播电台。
“嘶嘶——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通知大家一个重要消息，上海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副主席金奇娜和市委副书记胡德兴即将莅临我台，发表重要讲话，核心内容是嘉奖我无敌之红十军团战士于吴淞口击沉英国炮艇海燕号，并且在太湖战区大破国民党白匪军，再创佳绩副主席金奇娜表示，在我军占领上海，搬空了蒋介石的钱袋子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同志们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国内，而是应该放眼世界，把各大帝国主义列强看成下一阶段的主要敌人”
于是，猝然得知此事的博古，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连手里的小蛋糕掉到了地上也没发现。
“上海苏维埃政府？！！红十军团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还有那个金奇娜又是何许人也？！！”
上百里之外，身在贵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正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地看着一张标题为“赤匪悍然屠戮上海租界，沪上士绅满街挂路灯，海外友邦惊诧震怒”的中央日报，气得浑身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在打颤。
——就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眼看着湘西红军和南京中央军接踵而至，贵州这块地盘似有不保之虞，王家烈索性搜尽库藏，派遣他的老婆万淑芬携带金条四千余两，现大洋二十余万，鸦片三百多担，先行运往上海租界寄藏，以防万一谁知眼下中央军和红军还没进贵阳，上海的自家小金库就已经打了水漂！一时间气得他跳脚大骂：“格老子的上海赤匪，居然敢抄老子的家底儿！我日你仙人板板！”
当然，王家烈其实也很清楚，自己不过就是说说气话而已。就凭贵州这些只会抽大烟不会打仗的“双枪兵”，他眼下就连盘踞在遵义的那股赤匪都没胆量去进剿，又哪里能把手伸到几千里之外的上海去？
唉，倘若只是钱财和大烟土没了。那么也就没了吧，反正只要保住了贵州的地盘，自己就还能再想办法搜刮就是希望老婆不要也被挂了路灯就好
与此同时，山西的阎锡山、北平的宋哲元、陕西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那些凡是在上海安置了产业的军阀大帅们。全都在操着各式各样的方言，咒骂着抄了他们家底的工农红军。
不过，跟南昌行营那位怒发冲冠的蒋委员长相比，诸位军阀们的这点小小怨愤，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
南昌东湖，百洲，江西省公立图书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
深夜的会议室里，此时正是一派灯火辉煌、将星云集。数十位中央军将领济济一堂，望着那颗亮得堪比电灯泡的光脑袋。一个个全都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成为蒋委员长发泄怒火的目标。
很显然，蒋委员长在眼下的这个时候，确实是有足够的理由来肆意宣泄自己的滔天愤怒：
——南昌的杂牌军哗变虽然被镇压下来。但却已经让半个省城化为了废墟，连他的行营都挨了几发炮弹；因为广西桂军的出工不出力和贵州黔军的懦弱无能，西渡湘江的三万赤匪再次撕开了包围圈，打进了黔北重镇遵义；南京的汪精卫又在上蹿下跳，似乎是在联络和策划着新一轮的倒蒋风潮
当然，跟那个最要命的噩耗相比，上述的这些这些小麻烦就全都不值一提了：一支不知怎么地得到了苏联贼人全力支持的“高科技”赤匪，居然杀进了上海，毁掉了他的钱袋子和命根子！
这可真是友邦惊诧、天下震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因为这个石破天惊的败报。他之前动员倾国之兵围剿赤匪的“赫赫武功”，就几乎完全成了一场笑话。
又因为丢掉了上海滩的钱袋子，他屁股底下这个“中华第一人”的宝座，也立刻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蒋委员长真的很想立刻就挥师东征，把上海从赤匪手里夺回来但问题是，这实在是做不到——在得知中国各大银行尽数完蛋，手中钞票统统化为废纸的第一时间，他那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组建起来的中央军，还有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所有机构，就迅速陷入了全面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再加上汪精卫、胡汉民那帮混蛋内鬼的刻意捣乱，蒋介石面临的局势很快就变得雪上加霜——各大城市相继爆发骚乱，铁路运输和电报通讯几乎瘫痪，各路军阀不是幸灾乐祸就是落井下石，赤匪的地下党则趁机到处煽动罢工和暴动，外国友邦也是一个都靠不住，只知道气势汹汹地向他问罪，甚至索要赔偿最后，还是英国的外交官比较明白事理，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更清楚纵容赤匪在中国坐大的可怕危害，故而从香港方面紧急进行融资，给他提供了一笔贷款，这才让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稍稍喘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这段军政机构全面瘫痪的时间里，国内的“剿匪”战局，已经崩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黔军王家烈所部战力奇差，被朱毛赤匪一击而溃，只知坐守贵阳、保存实力。我部在湘西的两个纵队也陷入骚乱，暂时失去行动能力。滇军、桂军、川军公然违抗中央命令，擅自撤出贵州剿匪战场，返回各自防区。湖南的何健也表示长沙、岳阳和衡阳市面尽皆不稳，暂时无力出省追剿赤匪主力”
——这是心腹爱将薛岳从西南追剿前线发来的报告，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自爆”，西南那些大小军阀自然也都不肯俯首听命，更不愿消耗自己的军事资本，为中央政府鞍马劳顿、剿杀赤匪了。
“职部虽已竭尽所能，但由于部队深入匪区，军中谣言四起，军心极度不稳，后勤供给断绝，我部被迫提前结束江西匪区的清剿工作，向赣州收缩兵力。据悉，赤匪项英所部可能已经再次进入瑞金”
——这是刚刚回到南昌的陈诚和康泽，在本次作战会议上作出的检讨报告。
随着上海易手和南昌兵变的消息传来，江西前线的国民党部队一时间军心大乱，嫡系部队急着回南昌“救驾”，杂牌部队更是心思莫测，彼此之间甚至爆发了火并，自然没有谁还顾得上“剿灭残匪”了。
至此，国民党当局押上全部本钱，聚兵百万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实际战果，大半已经付诸东流。
“近来金陵政坛气氛诡异，汪院长多次秘会日本大使，恐有密谋酝酿，望委员长速速回京坐镇。”
——这是蒋介石的心腹文官，“政学系”头目杨永泰，刚刚从南京送到南昌行营的最新消息。
看起来，作为上海陷落导致的后遗症，各式各样唯恐天下不乱的城狐社鼠又都跳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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