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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没伤害过任何人。如果有人因我受伤。那也是佛牌的原因，怎么能算在我头上？因此，警察的话，自然被我当成莫须有罪名。
对于我的激动，警察很是从容的笑了笑，他们似乎觉得，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便问：“你是不是xx大学的学生？”
我说是又怎么样，难道在那上学就代表有罪？
警察又问：“你还记得余文林吗？”
余文林？我很确定自己没听过这个名字，便摇头说不知道bsp； 警察猛地一拍桌子，瞪起眼睛，说：“你和他有那么大的过节，竟然敢厚着脸皮说不认识？见过撒谎的，但没见过这么没水平的！”
我更加愣神了，有过节？跟我有过节的人多了去了，可真不认识余文林这个人。我在想，警察是不是要设个什么套，才故意说这些毫无关联的事情。
警察又问：“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上午，你在什么地方？”
我想的头都破了，也记不得那天是什么日子，自己在干嘛，便愤怒的说：“你们这是故意为难人，谁还能记得起那么久以前的事情！还有，你们不要绕圈子了，想给我身上安什么罪名就直说！”
警察一脸冷笑，说：“演的倒挺像，可惜证据确凿，容不得你抵赖。既然你不承认，那我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什么是杀人动机！你和余文林是同校校友，但他很会讨女人欢心，对与你交好的一位女同学有不良想法。你们两个，曾因此产生争执。余文林所居住的小区有人证明。曾亲眼看到你进入他的别墅，并听到你们的争执与打斗声。而且，你从别墅里带出了自己交好的那位女同学。有人说，那位女同学当时衣衫不整，我想。她可能在里面遭遇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吧？”
此时，我已经惊呆了。因为警察所说的剧情，是那么的熟悉，只要稍微想一想，我便明白，他口中的余文林，应该就是痞子学长。
警察很满意我的呆愣表情，继续说：“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四日夜晚，你与一名陌生男子同时离开学校，直至第二日凌晨才回到学校。在此期间，余文林被人挖出双眼，割下双耳，切了舌头。之后，你与那名陌生男子再次进入余文林的别墅，并报警。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并且你与当地的某位警方高层有所联系，所以很快被无罪释放。”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缓缓弯下腰，说：“什么是杀人动机？一切有可能让你产生暴力倾向的行为，都是动机。你因情生恨，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然后还不解恨，趁着她妹妹在乡下养伤，且独自一人的时候。偷偷潜入房间，将其残忍杀害！这就是整件事的真相，而你，就是凶手！”
不得不承认，他把这件事说的很完整。而且有理有据。让任何人听到，都会认为，我就是杀人凶手。
但是，痞子学长的事情，是一件意外。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谁折磨的他。至于今天的那具女尸，我更没想到，她是痞子学长的妹妹。
怎么会那么巧？
不，这不是巧合！
我立刻反应过来，有人在故意挖坑。柳学姐的血液里，也许真的含有某种使人昏迷的成分，但是对方借着一种奇特的力量，让她还可以继续行动。直到死尸在屋子里出现，才让柳学姐昏过去。我相信，学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只是一件工具，一件让我跳入深坑的工具！
二叔当初警告过，说我身边可能潜藏着一位不知名的降头师，他希望我平日里能足够谨慎，以免被对方趁虚而入。在二叔眼里，那个神秘的降头师是一颗随时会爆的炸弹，他很想揪出对方，却无能为力。一名擅长罕见花降的降头师，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抓到的。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过他/她，但可以肯定的是，痞子学长跟这人有仇。而兄妹俩，都知道些什么。所以，那名降头师让两人一个残废，一个直接死亡。当然了，也许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受了无辜牵连而已。如果那样的话，我感觉更加恐怖。因为这个降头师太残忍了，连无辜的人都不放过。而从他/她把我拉入陷阱中，也可以从侧面反应这个可能是有很大几率出现的。
杀掉兄妹俩。然后借柳学姐，让我“恰好”出现在凶案现场。我的所有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警察不会信，别人也不会信。所有人。都会把我当成凶手，那么，降头师的嫌疑，就被转移了。
我是一个替罪羔羊…；…；
想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事情更加棘手了。对方能心思缜密的设下这种圈套。估计已经把所有与自己有关的证据都消除了。而就算我把自己猜测到的事情说出来，警察也只会认为我在为自己强行开脱。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的杀人动机。
和痞子学长的争执，是确有其事的，而因为这样的争执奋起杀人，并不算多离谱。在学习与就业双重压力下，很多学生的精神状态都不稳定，受到强烈刺激产生杀意，再正常不过。尤其是零四年的马加爵案，影响甚是恶劣，以至于全国都对学生的精神方面高度重视，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网上都流行着一句话：“感谢室友四年不杀之恩！我错了！”
所以，学生的身份，对此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成了警方怀疑的另一个理由。
见我沉默不语，那位警察走回桌子前，点上一根烟，说：“该坦白了吧，其实没必要拖延时间。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我们是可以考虑对你从轻处罚的，例如激情杀人啊，自卫过当啊，这些都不会判死刑。所以。说说吧，怎么杀的她？”
我没有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的，只有不可信的解释。警察不会想听这些，他们只想从我口中得知，凶杀的整个过程，最好能详细一点。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早点结案，回去喝茶，等待庆功。
第一百零九章 律师（）
见我一直不说话，那名警察来了火气，拍着桌子说：“你以为不吭声就能逃避刑罚了？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就是杀人凶手。就算你一辈子不说话，法官依然会判你有罪，别想抵赖！”
我抬头看他，说：“我要打电话。”
“打电话？”警察冷笑说：“给谁？帮凶吗？还是那位警局的领导？没用的，他能帮你开脱一件事，但不能永远帮你。而且。这里不是他的地盘，你能做的，只有认罪！”
我冷冷的看着他，话语像磨豆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从缝隙中挤出来：“我说…；…；我要打电话！”
也许表情太过狰狞，也许是考虑到我具备着某些“背景”，那名警察与我对视了一分钟，然后把手机拿了过来，说：“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
我再一次给二叔拨了过去，一次没通，就继续打。必须要打通，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了，我需要二叔的帮助！连续拨打十数次之后，警察已经很是不耐烦。就在他想从我手中把手机夺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二叔比警察还不爽，说：“你小子缺心眼啊？打这么多次都不接，还打个不停，我都快被震成老年痴呆了！”
我没心思和他开玩笑。直截了当的说：“二叔，我被警察当杀人犯抓起来了，事情很严重，你必须来，否则，明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提前为我准备纸钱了。”
二叔听的吓了一跳，说：“你小子胡扯什么呢？什么纸钱，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抬起眼皮，看了眼站在旁边的警察，说：“还记得那个痞子学长吗？就是你打算收拾，却提前被人收拾的那个。”
这么一说，警察立刻不抢手机了，他冲桌子旁的同伴打了个手势，然后转身出门。不用想也知道，他是告诉同伴看好我，然后去其它地方监听这部手机。敢把手机给我自由拨打，没布置窃听和追踪，那是不可能的。我心里坦荡荡，自然不怕他们偷听。二叔听了后，说：“记得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他们来找你麻烦了？”
我说：“不是，是又有一个人死了，他的妹妹。而且，我很凑巧被人骗去了凶案现场。事情很复杂，我怀疑是那个擅长花降的人干的。但是，我说的话他们根本不信，没有任何办法证明清白。”
二叔已经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想了想下，问清楚我所在的地方后，说：“娃仔，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多说话。从现在开始保持沉默，我尽快赶到。”
两个小时后，警局里来了一位律师，说我是他的当事人。在行使正当权利后，我们两个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谈话。他告诉我。是二叔的一位客户，自愿为我进行无偿辩护。但是，他需要知道足够多的事情，才能更好的应对突发状况。因为警方如果真的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完全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提交公诉申请，并正式将我批捕。而他需要做的，是在二叔到来前，保证我的自由权利，以及不受违法审讯。
他既然知道二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我把事情全盘托出，这个曾为许多大人物辩护过的律师听过后，表示很惊奇。我说，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走。
他摇摇头，说：“我信。但别人不信。所以如果事情演变成最坏的地步，也许你需要更改一下自己的某些词语。”
在律师的提醒下，我知道了偷偷进入民宅，和发现窗户损坏，怕小偷入室盗窃所以好心进入查看的区别，也明白了被一个常人看起来不可能自行走动的人引路，并没有在室内发现一名已经昏迷的女性以及一具女尸来的可信。他把我所说的话，改的面目全非，但不可否认，如果真那么说的话。那我的罪责会轻很多。
警察眼里，我是一个偷偷溜进房间，不能为自己提供开脱证据的杀人犯。而他口中的我，则是一个无意中路过，想抓捕小偷。却意外发现凶杀案的正义化身。是非黑白，因为话语的改变，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他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因为无论怎么说。都是在撒谎。律师说，你必须得改，因为现场出现的证据，确实对你很不利。我们必须先从语言上，为自己提供一个栖身之地，然后他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再替我开罪。
我唉了一声，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这么复杂的事情，二叔也不一定能很快解决，我确实需要很多时间。
之后，律师找到警察，声称我因为恐惧，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之前的口供，是处于无法自控的状态下叙述的，不能作为呈堂证供。警方必须在我的精神状态稳定后，以合理的，宽容的方式，再一次进行问询，并且，他要在场，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不受到侵犯。
名律师，绝对是警察最讨厌的人物之一，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律师的身份，代表着某种特权，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往常看起来不起眼的权力，反而成了罪犯的保护伞。
于是，警察拿来了饭菜，让我吃饱后。先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医生确定我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问题后，才再一次录口供。
这次的口供，与之前大相径庭，那个抱着笔记本打字的警察，每听完我说一句话。就要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