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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走私1859-第6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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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毕竟不是信息社会,李永吉对国内的控制,只能是控制住主力军队,虽然还有几个特务机构,比如中央情报局,但这些机构主要盯着的也是军队跟大商家,对各地官员却不怎么关注。

    就算有特务关注了,对这种怠政一般的无为而治也不会觉得有啥稀奇,毕竟这种事儿太普遍了,而特务的主要目的是监控跟抓捕各地的反贼跟叛乱分子,预防造反叛乱等动摇国体的大事件,官员怠政之类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们也懒得去管,这才让沈世明的改良新政能够顺利实行,却又没让李永吉提前知道。

第四六四章 请罪邀功的首相大人() 
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是指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改革关口的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做表率,带领大家顺应潮流,突破这个关口,进入新的时代。

    古今中外那诸多在历史上留下绚烂篇章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这一类人,他们都是由于时代的需要,这才因缘际会的诞生出来,其中又以政治、军事还有经济类的大人物居多,比如刘邦、拿破仑等人。

    当然了,还有英雄造时势一说,指的是还有一小部分强人可以硬生生的凭借自己的能力,极大的影响社会跟历史走向,引导整个潮流,进而做出类似创造历史的伟业,让人类社会前进一大步。

    这样的人属于极少数,通常来说,这一类人大都是科学领域的大才,比如牛顿,瓦特、爱因斯坦之类,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权势,但他们的发明却能够极大的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进城,进而引起非一般的变革,所以这一类人一般就叫做创造历史的人。

    说白了,评价一个人物到底是时势造的英雄还是造时势的英雄,关键是看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大小,如果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进程,那就是造时势的英雄,如果只能影响局部,那就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

    从这方面说,至少在这个历史位面,李永吉是当之无愧的创造历史的那一类人,因为他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科技进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哪怕目前只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引起了变化。但终归这个变化是存在的。

    不过,毕竟时间太短,就好像一个刚刚起步的压路机,虽然已经展露出了峥嵘,但还无法达到横扫全球的威势。达不到真正的改变世界的情况。

    当然,毕竟李永吉带来的是领先两个世纪的技术跟资源,而且还迅速取得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只要时间充裕,等这个时代的国人把李永吉带来的新技术跟新设备整合吃透,早晚会爆发出非一般的力量。而伴随着这股力量,李永吉一个世界伟人的头衔是绝对跑不了的。

    甚至是,由于李永吉已经在国内打造了一定的技术跟工业基础,具备了初步的重工业生产能力,所以哪怕李永吉现在立刻消失。或者失去时空交易能力,这个位面的世界也会因此而变的不同,顶多发展的速度变慢一些罢了。

    相反,首相沈世明则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的一类人,如果没有李永吉的慧眼提拔跟大胆放权,沈世明绝对不会当上中华帝国的首相,成为一代名相。

    严格来说,沈世明是这时期一个典型的中国儒商。虽然也有一定的开拓进取精神,但保守谨慎的性格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他的施政措施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出轻微的改良。

    也就是说,沈世明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如果你能制定好一个框架,他却能尽量的帮你完成他。哪怕这个框架是错漏百出。

    就比如李永吉生搬硬套过来的那套施政方针,李永吉坐镇国内的时候。都是靠强力施行,效果相当有限。影响力也很小,造成的冲突却很多。

    而当施政者变成了沈世明,他却在没有改变国家既有方针政策的前提下,来了个人性化改良,用简政怠政的简单方法,让国家迅速平稳下来。

    从某种角度上说,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沈世明这种类似无为而治的方式才是最适合的,毕竟国家的发展跟民众的素质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继续实行李永吉先前制定的那套组织过于复杂,行政管束也过多的官僚体系,只能让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引起太多人的敌视,大大增加国库消耗。

    简单的说,那就是就行政管理方面,沈世明这个本地商人出身的家伙,无论是性格还是经历,都要比李永吉这个现代宅男更靠谱一些,他对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把握也更加的精准,也更有耐心,虽然不敢说惊才绝艳,但一个宰相之才是当得起的。

    反倒是李永吉,别看有现代社会的经验,但不管是他的性格还是经历,都不太适合从政,他如今获得的这一切,都是靠大开金手指获得。一旦没了时空交易这个金手指的帮衬,只靠他前生的记忆的话,他或许也能混的不错,但最多就是当个富家翁,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下如此的基业。

    不过呢,李永吉虽然不善行政,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足够大度,能容人,肯破格提拔人才,这也是他能迅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好比沈世明,当初李永吉就是破格提拔,当发现能力还不错的时候,就再次委以重任,为他增加了新的权柄,然后呢,李永吉还肯真心的放权。

    自从沈世明当上首相,真正管理国家大政之后,李永吉除了涉及到他感兴趣的问题外,平时基本不过问沈世明的具体施政措施,直接来了个大撒把,这也是沈世明能瞒过李永吉进行私下改良的一个原因。

    其实,沈世明的胆子都是一点点锻炼出来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每每都向李永吉请示,可大多数时间李永吉都是简单的让他看着办,很少有不赞同他的时候。

    这一来二去,沈世明慢慢摸透了李永吉的一些习惯跟喜好,在一些小事儿上就不上报了,但却留下卷宗,平时跟李永吉通话的时候,就只陪李永吉说他感兴趣的话题。

    就这样,由于李永吉自己的放权,沈世明这才在国内渐渐掌权,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开始对国内官僚机构以及施政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也就是推行简政跟人治。减少朝廷跟民间的对立,尤其是减轻知识分子的敌视。

    因为在沈世明看来,皇帝李永吉搞的那些东西,太过繁琐,也太过严苛。如果都按照那些办法来,不说行政人手大大不足,就算足够了,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老百姓不一定会买账,很可能把一个好的法律变成一个坏的恶法。

    毕竟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不太理解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也没啥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以管的过多的话,弄不好就弄巧成拙。

    因此,沈世明的施政理念。就是让朝廷官员尽量的少管闲事儿,反正如今中华帝国的主要财税来源又不是通过地税跟人头税,而是靠皇企、国企上缴的增值税以及贸易税、奢侈税这些,跟普通老百姓没太大的直接关系,那倒不如干脆让朝廷抽身出来,免得到时候惹得一身骚。

    这样一来,各地的行政机关就不必造的太大,比如警察之类的就不用招募太多。可以节省一大笔的开支,而与此相对应的呢,当官员减少对地方的管束干涉之后。地方的治安却没有多少恶化的现象,甚至比过去更好。

    简单的说,沈世明的简政理念,其实就是属于传统商业性的开源节流方法,他是通过减少地方官吏数目,减少官员对地方的管束。从而达到减少行政开支的目的。

    不过,虽然简政是为了节流。但他却很有分寸,只是减少地方官。尤其是吏员的数目,通过减员的方法来减轻薪水开支,但对国防军的投入却一点也没减少。

    因为沈世明很明白,能被国务院指挥的国防军,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是万万不可轻易动摇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动,唯有军队不能动!

    在节流的同时,沈世明也很注重开源,比如说他把土地税挪用,不再兴建大规模的教育设施,而是以这笔钱当本金,再联合一批徽商,搞了一个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专门给一批大地主、旧官僚还有人脉广的知识分子放贷,鼓励他们兴办实业。

    为了让那批人接受他的好意,他不但通过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放贷,还找人尽心尽力的牵线搭桥,给借款人开办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能一路绿灯,能够尽快的回本赚钱。

    由于这时期的中国境内正是战乱刚平的恢复期,又有新技术当推动力,对外贸易更是如火如荼,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飞腾阶段,可以说随便做什么都赚钱。

    在这种氛围下,尤其是当官之路狭窄的情况下,这批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志的旧官僚跟守旧的知识分子,干脆借着沈世明搞出来的这个东西下台阶,以实业兴邦的口号投入到下海经商的大潮。

    资本的魅力是无穷的,当他们放下身段投入商海之后,他们很快就被这种新的刺激所征服,什么仁义谦让之类的全部都扔掉了,对利润的渴求成了第一位的。

    虽然因为时间还短,加上中国太大,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过低,还没有让全国人民进入全民经商的大潮,但至少在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经商赚钱却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大大的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

    其实,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成见经商,进而形成一股经商下海的风潮,也是多种合力使然。

    首先,自然是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当李永吉成立中华帝国,进而统一全国之后,虽然还有一些地方是所谓的自治省,但由于中央朝廷拥有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又取消了所有的国内关卡,整体环境是和平的,这为商业兴盛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条件。

    其次,就是开放国门的经济政策。

    中华帝国成立之后,经济方面实行的是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等于主动向外打开了国门。这样一来,国外商人就能更加方便的来到中国淘金。而外商的到来,不但带来了大量资金,也带来了大量的订单,等于是给中国增加了资金,顺便拓展了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商业经营。

    这其中,结合了部分现代技术,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功不可没,尤其是那些疗效显著的中国药,更是国际贸易的宠儿,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东西,为国家带来了大量利润的同时,也顺便带火了周边市场。

    再加上这时期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在经历战争,导致新大陆的市场萎缩,而印度则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暴乱,也是元气大伤,所以欧洲各国干脆把贸易重心都投入到中国,加强了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

    可以这么说,到了1864年,欧洲超过一半的对外贸易都是走的中国市场,等于是把大半个欧洲都变成中国货的倾销市场,而与此同时呢,大半个欧洲的黄金白银也随着中国货的输入,大量的流入了中国,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商业环境。

    大环境如此,再加上帝国政府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马鞍山钢铁的强势崛起,都为中国的工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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