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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不是信息社会，李永吉对国内的控制，只能是控制住主力军队，虽然还有几个特务机构，比如中央情报局，但这些机构主要盯着的也是军队跟大商家，对各地官员却不怎么关注。
就算有特务关注了，对这种怠政一般的无为而治也不会觉得有啥稀奇，毕竟这种事儿太普遍了，而特务的主要目的是监控跟抓捕各地的反贼跟叛乱分子，预防造反叛乱等动摇国体的大事件，官员怠政之类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们也懒得去管，这才让沈世明的改良新政能够顺利实行，却又没让李永吉提前知道。
第四六四章 请罪邀功的首相大人（）
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是指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改革关口的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做表率，带领大家顺应潮流，突破这个关口，进入新的时代。
古今中外那诸多在历史上留下绚烂篇章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这一类人，他们都是由于时代的需要，这才因缘际会的诞生出来，其中又以政治、军事还有经济类的大人物居多，比如刘邦、拿破仑等人。
当然了，还有英雄造时势一说，指的是还有一小部分强人可以硬生生的凭借自己的能力，极大的影响社会跟历史走向，引导整个潮流，进而做出类似创造历史的伟业，让人类社会前进一大步。
这样的人属于极少数，通常来说，这一类人大都是科学领域的大才，比如牛顿，瓦特、爱因斯坦之类，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权势，但他们的发明却能够极大的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进城，进而引起非一般的变革，所以这一类人一般就叫做创造历史的人。
说白了，评价一个人物到底是时势造的英雄还是造时势的英雄，关键是看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大小，如果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进程，那就是造时势的英雄，如果只能影响局部，那就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
从这方面说，至少在这个历史位面，李永吉是当之无愧的创造历史的那一类人，因为他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科技进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哪怕目前只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引起了变化。但终归这个变化是存在的。
不过，毕竟时间太短，就好像一个刚刚起步的压路机，虽然已经展露出了峥嵘，但还无法达到横扫全球的威势。达不到真正的改变世界的情况。
当然，毕竟李永吉带来的是领先两个世纪的技术跟资源，而且还迅速取得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只要时间充裕，等这个时代的国人把李永吉带来的新技术跟新设备整合吃透，早晚会爆发出非一般的力量。而伴随着这股力量，李永吉一个世界伟人的头衔是绝对跑不了的。
甚至是，由于李永吉已经在国内打造了一定的技术跟工业基础，具备了初步的重工业生产能力，所以哪怕李永吉现在立刻消失。或者失去时空交易能力，这个位面的世界也会因此而变的不同，顶多发展的速度变慢一些罢了。
相反，首相沈世明则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的一类人，如果没有李永吉的慧眼提拔跟大胆放权，沈世明绝对不会当上中华帝国的首相，成为一代名相。
严格来说，沈世明是这时期一个典型的中国儒商。虽然也有一定的开拓进取精神，但保守谨慎的性格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他的施政措施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出轻微的改良。
也就是说，沈世明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如果你能制定好一个框架，他却能尽量的帮你完成他。哪怕这个框架是错漏百出。
就比如李永吉生搬硬套过来的那套施政方针，李永吉坐镇国内的时候。都是靠强力施行，效果相当有限。影响力也很小，造成的冲突却很多。
而当施政者变成了沈世明，他却在没有改变国家既有方针政策的前提下，来了个人性化改良，用简政怠政的简单方法，让国家迅速平稳下来。
从某种角度上说，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沈世明这种类似无为而治的方式才是最适合的，毕竟国家的发展跟民众的素质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继续实行李永吉先前制定的那套组织过于复杂，行政管束也过多的官僚体系，只能让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引起太多人的敌视，大大增加国库消耗。
简单的说，那就是就行政管理方面，沈世明这个本地商人出身的家伙，无论是性格还是经历，都要比李永吉这个现代宅男更靠谱一些，他对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把握也更加的精准，也更有耐心，虽然不敢说惊才绝艳，但一个宰相之才是当得起的。
反倒是李永吉，别看有现代社会的经验，但不管是他的性格还是经历，都不太适合从政，他如今获得的这一切，都是靠大开金手指获得。一旦没了时空交易这个金手指的帮衬，只靠他前生的记忆的话，他或许也能混的不错，但最多就是当个富家翁，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下如此的基业。
不过呢，李永吉虽然不善行政，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足够大度，能容人，肯破格提拔人才，这也是他能迅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好比沈世明，当初李永吉就是破格提拔，当发现能力还不错的时候，就再次委以重任，为他增加了新的权柄，然后呢，李永吉还肯真心的放权。
自从沈世明当上首相，真正管理国家大政之后，李永吉除了涉及到他感兴趣的问题外，平时基本不过问沈世明的具体施政措施，直接来了个大撒把，这也是沈世明能瞒过李永吉进行私下改良的一个原因。
其实，沈世明的胆子都是一点点锻炼出来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每每都向李永吉请示，可大多数时间李永吉都是简单的让他看着办，很少有不赞同他的时候。
这一来二去，沈世明慢慢摸透了李永吉的一些习惯跟喜好，在一些小事儿上就不上报了，但却留下卷宗，平时跟李永吉通话的时候，就只陪李永吉说他感兴趣的话题。
就这样，由于李永吉自己的放权，沈世明这才在国内渐渐掌权，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开始对国内官僚机构以及施政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也就是推行简政跟人治。减少朝廷跟民间的对立，尤其是减轻知识分子的敌视。
因为在沈世明看来，皇帝李永吉搞的那些东西，太过繁琐，也太过严苛。如果都按照那些办法来，不说行政人手大大不足，就算足够了，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老百姓不一定会买账，很可能把一个好的法律变成一个坏的恶法。
毕竟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不太理解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也没啥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以管的过多的话，弄不好就弄巧成拙。
因此，沈世明的施政理念。就是让朝廷官员尽量的少管闲事儿，反正如今中华帝国的主要财税来源又不是通过地税跟人头税，而是靠皇企、国企上缴的增值税以及贸易税、奢侈税这些，跟普通老百姓没太大的直接关系，那倒不如干脆让朝廷抽身出来，免得到时候惹得一身骚。
这样一来，各地的行政机关就不必造的太大，比如警察之类的就不用招募太多。可以节省一大笔的开支，而与此相对应的呢，当官员减少对地方的管束干涉之后。地方的治安却没有多少恶化的现象，甚至比过去更好。
简单的说，沈世明的简政理念，其实就是属于传统商业性的开源节流方法，他是通过减少地方官吏数目，减少官员对地方的管束。从而达到减少行政开支的目的。
不过，虽然简政是为了节流。但他却很有分寸，只是减少地方官。尤其是吏员的数目，通过减员的方法来减轻薪水开支，但对国防军的投入却一点也没减少。
因为沈世明很明白，能被国务院指挥的国防军，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是万万不可轻易动摇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动，唯有军队不能动！
在节流的同时，沈世明也很注重开源，比如说他把土地税挪用，不再兴建大规模的教育设施，而是以这笔钱当本金，再联合一批徽商，搞了一个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专门给一批大地主、旧官僚还有人脉广的知识分子放贷，鼓励他们兴办实业。
为了让那批人接受他的好意，他不但通过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放贷，还找人尽心尽力的牵线搭桥，给借款人开办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能一路绿灯，能够尽快的回本赚钱。
由于这时期的中国境内正是战乱刚平的恢复期，又有新技术当推动力，对外贸易更是如火如荼，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飞腾阶段，可以说随便做什么都赚钱。
在这种氛围下，尤其是当官之路狭窄的情况下，这批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志的旧官僚跟守旧的知识分子，干脆借着沈世明搞出来的这个东西下台阶，以实业兴邦的口号投入到下海经商的大潮。
资本的魅力是无穷的，当他们放下身段投入商海之后，他们很快就被这种新的刺激所征服，什么仁义谦让之类的全部都扔掉了，对利润的渴求成了第一位的。
虽然因为时间还短，加上中国太大，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过低，还没有让全国人民进入全民经商的大潮，但至少在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经商赚钱却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大大的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
其实，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成见经商，进而形成一股经商下海的风潮，也是多种合力使然。
首先，自然是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当李永吉成立中华帝国，进而统一全国之后，虽然还有一些地方是所谓的自治省，但由于中央朝廷拥有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又取消了所有的国内关卡，整体环境是和平的，这为商业兴盛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条件。
其次，就是开放国门的经济政策。
中华帝国成立之后，经济方面实行的是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等于主动向外打开了国门。这样一来，国外商人就能更加方便的来到中国淘金。而外商的到来，不但带来了大量资金，也带来了大量的订单，等于是给中国增加了资金，顺便拓展了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商业经营。
这其中，结合了部分现代技术，拥有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功不可没，尤其是那些疗效显著的中国药，更是国际贸易的宠儿，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东西，为国家带来了大量利润的同时，也顺便带火了周边市场。
再加上这时期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在经历战争，导致新大陆的市场萎缩，而印度则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暴乱，也是元气大伤，所以欧洲各国干脆把贸易重心都投入到中国，加强了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
可以这么说，到了1864年，欧洲超过一半的对外贸易都是走的中国市场，等于是把大半个欧洲都变成中国货的倾销市场，而与此同时呢，大半个欧洲的黄金白银也随着中国货的输入，大量的流入了中国，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商业环境。
大环境如此，再加上帝国政府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马鞍山钢铁的强势崛起，都为中国的工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