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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误国误民。
通过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安排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再加上舆论引导，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贵族、议员、政客、商人们等——可以将“利益共同体”的圈子不断扩大，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还可以调动更多因素来贯彻自己的决策。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在英国伦敦的董事们日常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和作出经营决策，再就是处理与海外的分支机构的关系，既要让海外的雇员们踏踏实实做事，又要确保他们的忠诚。他们与设在雅加达、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广州等地的分支机构之间，是通过商船往来传递彼此的文书来进行沟通的。这些文书已经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对身在伦敦总部、极有经济学素养的董事们来说，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分析并作出经营决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办的事情在于，让海外的高管及雇员们努力并且忠心地为公司卖命。
在1816年2月刊上，《亚洲杂志》披『露』了东印度公司涉及与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力资源的部分情况：
除了大约8万名水手之外，在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上还有大约1。4万名指挥官和军官（官员）。在泰晤士河为公司航运提供日常品供给的店主有大约1。2万家，他们雇佣了大约1。3万名劳工，所有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仅在泰晤士河上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人数就在3万人以上。
在17世纪初期，海外雇员们的薪水并不高，比如，负责撰写文书的文员的年薪大概是20英镑，一般经理的年薪大概是30英镑，总经理（比如前面提到的在广州的罗伯茨）年薪大概是350英镑，个别的年薪为500英镑。因为薪水平常，在东印度公司，雇员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的事情十分常见。比如，根据公司档案，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wickham），一位在日本工作过5年的普通职员，年薪最多不过55英镑，但是，在他于1618年去世之时，遗产中的现金达到了1400英镑。最终，他留下的不动产被公司以调查之名扣押。
为了在公司内部杜绝秘密的私人贸易，1674年，东印度公司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允许在印度的海外雇员及自由商人（多数是前雇员）在亚洲范围内从事港到港之间的贸易，但规定有些商品则只允许公司进行贸易。他们还可以将宝石、麝香、龙涎香、某些香料、『毛』毯、贵重的丝织品等商品卖到英国去。根据档案，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商船从中国返回英国时，指挥官可以将38吨重的私人货物装载上船。
1834年，英国『政府』结束——无论是否不得已而为之——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更是扩大“利益共同体”另一种努力。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在中国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之间，贸易关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个散『乱』的商人的利益，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利益。
第20章 马嘎尔尼的收获（）
100多年前，英国人对中国军事情况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仍然得从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说起。前文已经交代过，如果从是否完成出使目的来看，这次出使并不成功，有关增加通商港口、在北京派驻代表等要求全被乾隆拒绝。但是，他们此行并非没有收获。
他们得到大量有用的情报。
1797年，马嘎尔尼勋爵与陪他出使中国的另外两名贵族——乔治·斯汤顿以及伊拉斯谟·高尔爵士（sirerasmusgower）——一起将出使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们不仅列出了中国各省的人口数、面积、财政收入（含土地税、盐税及其他税项）、农作物产出的情况，还列出了上至总督、下至县官的收入情况，列出了中国的军事开支情况，包括各级军官、各兵种士兵的数量及其收入情况。
书中列出的各级军官的数目，以及每位军官的年薪情况是：18位提督，年薪4000两银子；62位总兵，年薪2400两；121名副将，年薪1300两；165位参将，年薪800两等等，其他各级军官的人数及年薪也一一详列。军官们的年薪总数为1，974，450两。
书中列出的中国各兵种数据是：步兵100万，每年军费2400万两；骑兵8万，每年军费3840万两；每年花在马匹上的开支是160万两；军服上的开支是720万两；装备、武器的磨损以及应急事项每年180万两。所有这些开支加上军官们的年薪支出，每年军费总数为74，974，450两。
马嘎尔尼等人掌握的情报来自一位名叫van…ta…zhin的清朝官员。van…ta…zhin可能是“王大臣”音译，既可能指王姓大臣，也可能指某位亲王大臣。至于后者是无偿提供情报还是出卖情报，我们不得而知。
英国外交官亨利·埃利斯则告诉西方人，清朝的军官们对国家的军力毫无信心。1816年，埃利斯跟随阿默斯特勋爵出使北京。次年，他将出使经历集结成册。他写道：“中国对军事的无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军官们——无论其级别多高——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
英国人总是从各种渠道收集并更新情报。
1823年6月出版的伦敦《绅士杂志》引用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的数据：中国有步兵60万，其中，旗兵35万，绿营25万，另有骑兵24。2万人。不过，这篇文章的编辑者评论说，德圭格尼斯有关旗兵的数字过高，因为中国喂养马匹有限，同时很难从外国购买战马。文章写道：“中国骑兵既没有卡宾枪，也没有手枪，只有长矛和马刀。”文章甚至提到旗兵与绿营在体罚制度上的不同，“汉族士兵受杖刑，八旗士兵受鞭刑。”
1832年在伦敦出版的《海军与军事杂志》引述了在中国居住多年的法国人黎恩济（m。derienzi）提供的中国各兵种的数据：常规步兵，300，108人；非常规步兵，40万人；常规骑兵，22。7万人；非常规骑兵，27。3万人；炮兵（装备可怜），1。7万人；常规军军官，6，892人；非常规军军官5，201人；水军，32，440人。
1834年10月的英国《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引用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提供的情报：
中国陆军数量惊人，但是，其胆怯及效率之低则更为惊人。他们的士兵报酬极低，装备极差，有的只有火绳枪，有的使用长矛，有的使用弓箭……炮兵十分可怜。戍守北部边境的军队可能比在南方省份与欧洲人有接触的军队更勇敢、更有效率一些……火『药』非常糟糕，枪炮保养不善，运用不熟，火门非常大，制式比例失调，我十分相信，有些枪炮给炮手带来的危险比给敌人带来的危险还要大。中国享受了很长的和平时期，他们所有的军事工作都已经陷入衰退。他们甚至渴望所有军事工作都化为乌有，认为战争应该从记忆中抹去。
美国《伍斯特历史杂志》在1826年4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述了俄国旅行家蒂姆博斯基（m。timbowsky）的情报：“蒂姆博斯基在中国停留期间收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这个国家当下军力情况的数据。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兵力似乎非常强大，但事实远非如此……军队的士气与纪律处于不可思议的低『潮』，因此，中国的上一位皇帝嘉庆在1800年发布诏令，以先辈的英雄事迹激励满族人，他责备军人们战备不精练。”
尽管《伍斯特历史杂志》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杂志，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会忽视这份杂志。
有证据表明，最迟在1831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讨论过与中国作战的可能『性』，并且极有信心击败中国。这一年4月出版的《亚洲杂志》写道，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英国人一直在讨论与中国作战的话题，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2。5亿，但是，2万名英军就可能从广州一路达到北京，不会遇到阻碍或干扰”。
因此，当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若干年，一首被作者称为“献给即将被派去打击中国的军队”的《战歌》（warsong）刊登在多家西方媒体，比如1832年在伦敦出版的《文学、娱乐及教育镜刊》以及1834年3月20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报》上，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尽管这首战歌不无戏谑意味——它似乎以“圣洁的女战士”（virginamazon）为鼓动对象，但它完全反应出了英国商人对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的渴望。这首战歌的内容节选如下：
来吧，系好你的帽带、披肩，还有你的围巾！
各位骄傲圣洁的女战士，跟我向前走！
来吧，起来战斗吧，
所有喜爱屯溪茶（twankay）、小种茶（souchong）或武夷茶（bohea）香味的女人们！
来吧，挥起你的茶杯，舞起你的勺，
敲响你的茶盘、茶壶和茶缸；
不为你的爱人或甜蜜的蜜月，
而是为了屯溪茶；
战争让你柔软的胸怀燃烧！
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要喝二十杯茶；
往前走，勇敢的少女们，离港起锚！
这样一位光脚暴君，
我们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用一块结实的维特尼『毛』毯，
将这个可怜虫捆起来！
噢！洗劫北京！多么好的丝绸！多少好的围巾！
中国人（thechinese，此处指汉人）将得到自由；
那么，英国到底动用了多少兵力呢？
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英国军官邓肯·麦克弗森在18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披『露』的数据是，陆军方面，英国调动了第18、第26以及第49兵团，以及马德拉斯炮兵，还有工兵等，总计3000人；海军方面，出动了3艘战列舰，2艘配备44门火炮的护卫舰，14艘配有28门或18门火炮的战舰，以及4艘武装轮船。正如麦克弗森所感叹的，“只动用这么少的兵力，英国就敢征服中国”。
第21章 大不列颠的“荣誉”（）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战舰“康华丽号”（hmscornwallis）上，中国方面的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以及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与英国女王的全权大使璞鼎查（henrypottinger）签署了《南京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康华丽号”战舰值得一提。这艘战舰约54米长，15米宽，船身是柚木的，配备了74门火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三级战列舰。它的下水时间是1813年5月12日。在鸦片战争之后，它还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当时指挥它的是英国未来的第一海务大臣乔治·卫斯理。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璞鼎查。
璞鼎查出生于爱尔兰。1804年，年仅15岁的他就加入了驻印度的英军。他曾化装成为穆斯林商人，在印度至波斯一带刺探情报。在干了两年类似于间谍的工作之后，他进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31岁时，他成为英国驻巴基斯坦信德地区的行政长官。1839年，他回到英国。女王授予他“从男爵”（baro）的爵位。不过，这个爵位并非贵族爵位，受封者仍是平民身份。
1841年，璞鼎查接受英国外长帕默斯顿勋爵的任命，担任出使中国的全权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