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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主父介绍，鹖冠子乃楚国人，因为喜好用鹖——一种像稚鸡的鸟类——的羽毛装饰发冠，而被人称为鹖冠子。
至于本名，却不得而知。
当蒙仲因为成功收服了那五百名士卒而向赵主父复命时，鹖冠子正在向赵主父讲述他的治国主张。
可能是正听得津津有味，赵主父并没有第一时间询问蒙仲的来意，而是让蒙仲亦在席位中就坐，与他一同倾听鹖冠子的主张。
鹖冠子的治国主张，鉴于他也是道家子弟，因此自然也是以道家“无为”思想为核心，即让国家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君主）莫要再做多余的事。
何谓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呢？
即顺从“天理”。
比如说刀耕火种，在此之前并没有其他生命教授人（类）那样做，是人（类）自行领悟并加以沿用的，简单地说，即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它是不会因为个别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人在发展文明的同时，势必会出现刀耕火种的阶段，以摆脱茹毛饮血的旧习俗。
国家亦是如此。
从最初的部落，到后来的氏族，再到多氏族的国家，再到如今天下的各国，它的行程与发展，其实是有一种必然的趋势的。
人不可超前，也不可保守，顺从文明发展的趋势，顺势而为，也是道家的“顺其自然”主张。
关于这件事，鹖冠子拿法家思想举了例子。
法，古代历来就有，但那时的法是不完善的，说白了全部都君主、贵族说了算，我说你犯法就是犯法，弱势群体毫无反抗之力。直到郑国国相子产铸造刑鼎，将国法公布于众，法才逐渐完善，被世人所知。
而在此之后，法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约束强势群体的枷锁。
那么试问，既然“法”的出现是为了约束王族、公族、贵族，为何郑国的王族与贵族要推行它呢？
很简单，因为此前不公平的“法”，遭到了相对弱势群体——即新兴地主与贵族的强烈反抗，新旧贵族阶级因为利益纠纷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使得国家出现了动荡，迫使子产铸造刑鼎，将“法”公开化，缓解阶级矛盾。
所以说，法的完善与公开，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而由此诞生的法家思想，它也是会必然出现的。
而鹖冠子想要告诫赵主父的，即莫要像曾经郑国那些抗拒“刑鼎”的旧贵族那样，对“新事物”的出现持抗拒心理，而是应该豁达地去接受它，因为很多“新事物”的出现，是（文明发展）所必然会出现的，它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阻挠就终止或者消失。
在鹖冠子讲述这段时，蒙仲在旁亦是仔细听着。
不过，由于他也是道家弟子，并且也从他老师庄子那边听过类似的言论，因此鹖冠子所讲述的那些，倒也没能使他感到有多么新奇——毕竟这就是道家的“顺其自然”主张。
唯一感到新奇的，即鹖冠子对于“无为”的重新定义，他在道家无为治国思想中加入了法家思想，将“无为”定义为法规律而治、法制度而治，即先制定良好的法制秩序，再来实现“无为而治”。
比如说，鹖冠子认为应该严格规定国家的新政体制，伍（五）家为伍、设伍长；什（十）伍为里，设里司；四里为扁，设扁长；十扁为乡，设乡师；五乡为县，设县啬（sè）夫；十县为郡，派士大夫守卫。
在此基础上，伍长、里司、扁长、乡师，到郡大夫，再到柱国（将军）、令尹（国相），逐级负责告奸、举贤、行教、布令，且按规定向上汇报，而君主也逐级下达命令。
鹖冠子称此为天曲日术，可以让“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
不得不说，鹖冠子的这套国家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楚国制度的影响，但它却比齐桓公、管仲时期的齐法更严密，比商鞅治秦的法度更具体，将道家的“法天地而治”转化为“法制度而治”。
纵使是蒙仲，亦获益良多。
“蒙仲，你觉得如何？”赵主父笑问蒙仲道。
蒙仲想了想，回答道：“鹖冠子所说的法制度，在下理解为，使国家形成一种良性的秩序”
“秩序？”鹖冠子闻言眼睛一亮，笑着称赞道：“这个词用得好。”
的确，他所主张的法制度，其实就是使国家形成一套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秩序，而在此基础上，君主就能实现“无为而治”。
必须承认，此前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太过于深奥，以至于纵使赵主父这样的君主有时候也琢磨不透，而鹖冠子的主张，却浅显易懂，使赵主父明白：哦，只要按照这套制度施行，就能实现“无为而治”。
在阐述了以上的想法后，蒙仲点点头说道：“在下觉得可行。”
鹖冠子闻言捋着胡须微笑不语。
彼此都是道家弟子，蒙仲能这么快接受他的主张，这就说明蒙仲很清楚“无为而治”的本质——即“无为”是对“有为”的肯定。
随后，鹖冠子再次讲述了他的天曲日术。
天曲日术内涉及到的郡与县，其实很早就已出现，比如赵国的代郡、雁门郡。
但此时的郡县制——姑且就称作旧郡县制，它与鹖冠子所提出的制度是不同的。
在旧郡县制中，郡与县是平级的，县是城与邑的统称：城指单纯一座城池，曾经天底下最大的城池也不过两里地，并不是很大，最早是用于王族、贵族居住；而邑指围绕着城池所建立的，包括国人、平民的住所，以及市场、田地等等所有设施都包含在内的一个繁华的聚集地，它最初是没有城墙之类的保护措施的，是故当外敌来犯时，邑地往往会被抢掠。
在非王城、国都的范围内，城与邑两者合一，再包含城邑能辐射到的周边区域，这就称之为县。
是故在当代，一县之令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是代君主治理这块土地。
再说郡，在旧郡县制中，繁华之地设县，而偏远之地、国境边界设郡，郡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土、保护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犯。
就拿赵国来说，赵国在陆续攻下代地、雁门、中山后，皆在当地设郡，并任命郡守来守卫。
既然设了郡，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再设县。
比如在代郡范围内东安阳，也就是公子章目前的封邑，它会被人称为“东安阳城”、“东安阳邑”，但不会有“东安阳县”这种说法。
而鹖冠子认为，这种制度存在弊端。
他举了个例子：假如中牟遭到魏国的进攻。
中牟在赵国南侧，与魏国接壤，当地有很大一片土地，赵国与魏国是相互咬合的——就像太极鱼那样。
赵国的中牟，可以危险到魏国的腹地，而魏国呢，也有一座叫做安阳的城池，可以威胁到赵国的腹地，赵魏两国以这两座城池相互牵制。
而麻烦的是，倘若魏国进攻中牟，赵国是没有办法走邯郸……中牟这条路线进行支援的，因为两者中间有魏国的安阳城堵着，赵国的军队必须向西绕过安阳，才能支援中牟——这也正是安平君赵成与奉阳君李兑麾下的两支军队长年驻扎在中牟一带的原因。
在鹖冠子的讲述中，如果中牟遭到魏国的进攻，在没有赵成、李兑那两支驻军的情况下，中牟县令会第一时间向国都邯郸求援，然后再由邯郸派兵到中牟，这一来一去，中牟县恐怕早就沦陷了。
但单独派兵守卫一座县城，却又会加重该县的负担，不如几个县划为一个郡，县一心治经济，而郡则负责保护辖下的几个县，换而言之，即集聚数县财力物力养活一支郡兵，这样一来，这支郡兵能长久存在，且不使国家增加额外的负担。
至于在平时，就像鹖冠子先前所说，伍长、里司、扁长、乡师等等逐级负责告奸、举贤、行教、布令，这样既能使王权集中，也能分担君主的辛劳。
更重要的是，只要沿用这套制度，国家就能以此形成良好的秩序，以便最终达到无为而治。
在听完鹖冠子所讲述的主张后，赵主父沉思了许久，最终苦笑着叹了口气道：“若先生早早向我提出此事就好了”
的确，因为三年前赵主父将王位传给次子赵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君主每日当负责的国政实在太沉重了，全国上下的郡、县、邑，都要由他来制定策略，这将大大妨碍赵主父攻伐中山国。
然而，鹖冠子所讲述的郡县制，却能极大化减轻君主的负担。
遗憾的是，此时赵主父已经传给了赵王何，倘若鹖冠子是在此之前将这个主张告诉赵主父，虽然不能保证赵主父一定不会再传位给赵何，但也会让他产生更多的犹豫。
只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不，还不晚！
只要废赵何，夺回王权！
他赵雍就能以这套治国策略，使赵国变得更加强盛，纵使是秦、齐两国亦不能抗衡。
第98章 新军构想（）
当日，赵主父向鹖冠子请教了诸多治国之策，鹖冠子皆逐一给予意见，而蒙仲亦在旁认真倾听。
迄今为止，蒙仲已经了解了不少治国方面的思想主张，比如道家的“无为”思想，杨朱派的“贵我”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以及今日鹖冠子所讲述的“法制度而治”思想，在他看来，这些思想主张中就数鹖冠子的“法制度而治”的思想最契合实际，也最完善。
相比之下，杨朱派的“贵我”会让人变得更加“自利”——哪怕此学派其实也提倡不侵害他人的利益；而孟子的“仁政”思想，虽然好归好，但仍然没有具体如何施行的章程，单凭“井田制”这种过时的国家体制，是不足以支撑起“仁政”的——被宋国覆亡的滕国，就是最佳的例子。
唯独鹖冠子的“法制度而治”思想。
只不过，鹖冠子的这个思想主张，真的是与法家思想非常相似，不同点仅在于，鹖冠子的思想主张，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无为而治”，不像法家的最终目的是“变法图强”——两者的最终侧重点不同。
当晚在鹖冠子结束他思想主张的讲述时，夜色已深，于是在此之后蒙仲只是简单向赵主父禀报了已从阳文君赵豹率下挑选了五百名士卒这件事，而赵主父，也因为与鹖冠子、蒙仲、庞煖几人边喝酒边探讨治国之策而喝地大醉，没有细问此事。
晚上回到住处后，蒙仲就着灯火，将鹖冠子的思想主张记载在竹简上，向以往那样一式三份，准备托人送到庄子、孟子、惠盎三人手中，听听这三位对此的评价。
其实主要还是听听孟子与惠盎对此的评价，至于他的老师庄子，后者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德育之事，即如何提高世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国家政治这方面的事，庄子是从来不感兴趣的。
而蒙仲在明知此事的情况下仍然给庄子写信，也只是为了告诉老师他在赵国的所见所闻，仅此而已。
次日，蒙仲早早起来向赵主父辞别，准备前往阳文君赵豹的军营，训练那五百名士卒。
而这会儿，赵主父想来也已收到了相关禀报，知晓了蒙仲昨日降服那五百名士卒的过程，并就此事给予了蒙仲很高的评价。
他笑着对蒙仲说道：“我原以为那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