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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伟大的转变！
第二章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
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现在从政治社会两方面，说其大略。
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从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话，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只这一句话，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决不能相同。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是什么呢？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封建既废，则代之以官僚。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又分为（1）幕友、（2）吏胥、（3）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1）绅士、（2）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阶级中，未尝无好人，视被治阶级的利害，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总只是少数。这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的现象，只有中庸是常态。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亦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的，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阶级，决不能废督责（督责二字，为先秦时代法家所用的术语。其义与现在所谓监察有些相似，似乎还要积极些）。然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而自利。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
第25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2）（）
试看政治上的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国，皇帝的尊严，可谓并时无二，然其与臣下的隔绝亦特甚（现在世界上，固有版图更大于中国的国家，然合最古和最大两条件言之，则中国实为世界第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曾说：中国人所见外国有君主，往往臆想，以为亦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其实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欧洲小国的君主，时常步行出宫，人民见之，脱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礼，较之中国州县官，出有仪卫的，还觉得平易近人得多呢。中国君主的尊严，乃由其地大人众，而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不得不隔绝，隔绝得厉害，自然觉得其尊严了。再加历史上的制度和事实，都是向这一方面进行的。所以历时愈久，尊严愈甚，而其隔绝亦愈甚）。秦汉时的宰相，是有相当的权力，而地位亦颇尊严的。然自武帝以后，其权已渐移于尚书。曹魏以后，又移于中书。刘宋以后，又参以门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而中书门下，尤为机要。后来两省长官，不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为宰相。其事务，则合议于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宋元之世，遂以中书省为相职。中书门下等官，其初起，虽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权力又渐大，地位又渐尊了。明世，乃又废之而代以殿阁学士，清代，内阁之权，又渐移于军机处。总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其权恒日削，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其权恒日张（内阁至清代，已成为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军机处则不过是一个差事，和末年的练兵处、学务处一样）。外官：秦汉时的县，实为古代的一国，此乃自然发达而成的一个政治单位（五等之封，在经学上，今古文立说不同。今文之说，见于《孟子·万章下篇》和《礼记·王制》，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此乃自然的趋势所发达而成的政治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承秦制，县大率方百里，即是将此等政治区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说，见《周官·职方氏》，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递减百里，乃根据东周以来的事实立说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说：今鲁，方百里者五，就是《周官》所说的公国了。此等国中，实包含许多政治单位，而其自身并非一个政治单位。更大的国，如晋、楚、齐、秦等，就更不必说了。大率方百里为一政治单位，实从春秋以后，直到现在，未曾有根本变更。因为县这一个区域，从来没变动过）。郡本是设在边陲之地，以御外侮的。与县各自独立，不相统属，后来大约因其兵备充足，县须仰赖其保护，乃使之隶属于郡。然仍只是边陲之地（战国时，楚之巫、黔中，燕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赵之云中、雁门、代郡等，均在沿边之地）。秦始皇灭六国，因其民未心服，觉得到处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乃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以郡统县，始成为普遍的制度。此时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权，又怕其太大，乃设监御史，汉朝则遣刺史监察之。汉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没有一定的驻所；其人的资格和官位，都远较太守为低。所察以诏书所列举的六条为限，不外乎太守的（一）失职，（二）滥用威权，（三）依附豪强，其他概非所问。真是一个纯粹的监察官。唐宋以后的监司官，就不能如此了。然即使把它算做行政官，也还只有三级。至元代，乃又于其上设一中书行省。明虽废之而改设布政、按察两司，其区域则仍元行省之旧。至清代，督抚又成为常设的官，而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按察使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又渐失其原来的『性』质，而俨若在司府之间，自成一级。于是合（一）督抚，（二）司，（三）道，（四）府，直隶州厅，（五）县、散州厅（秦并天下，立郡县二级之制。汉时刺史，本非行政官。每一刺史，所分察的区域，政治上并无名称，当时言语，则称之为州。后来改刺史为州牧，即沿用其称谓。州字至此，始成为行政区划之名。东晋以后，疆域缩小，而侨置的州郡日多。州之疆域，浸至与郡无异，隋时乃并为一级。自此州郡二字，异名实同，实系秦汉时的所谓郡。其监司官所管的区域，则唐称为道，宋称为路。元时于路之上又置行中书省。明虽废省设监司，其区域则仍元之旧，其名称遂亦相沿不变。府之称，唐时唯长安、洛阳为然。后梁州以为德宗所巡幸，亦升为兴元府。宋代大州多升为府。于是秦汉时所谓郡的一级，或称为府，或称为州。此为明代府与直隶州并立的由来。其直隶厅，则系清代同知、通判，另有驻地，而直隶于布政司者之称。又元时因省冗官，令知州兼理附郭县事，明初遂并县入州，所以凡直隶州都无附郭县，其不领县的，称为散州，就与县无异了。散厅则是同知、通判有驻地而仍属于府的。总之，近代的地方制度，颇为错杂不整），几乎成为五级了。等级愈多，则下级受压制愈甚，而不能有所作为。上级的威权愈大，而驯致尾大不掉，清中叶以后，此等弊害，是十分显著的。县既是古代的一国，县令即等于国君，是不能直接办事的，只能指挥监督其下。真正周详纤悉的民政，是要靠乡镇以下的自治机关举行的。此等机关，实即周时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汉世的三老、啬夫、游徼，尚有相当的权力，而位置亦颇高。魏晋以后，自治废弛，此等乡职，非为官吏所诛求压迫，等于厮役，即为土豪劣绅所盘踞，借以虐民，民政乃无不废弛。总而言之，中国政治上的制度，是务集威权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统驭，而事务因之废弛，则置诸不问，这是历代政治进化一贯的趋势，所以愈到后世，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这是怪不得什么一个人的。政治的进化，自有一个隐然的趋势，在前领导着，在这趋势未变以前，是没有法子违逆它的。即使有一两个人，要硬把它拗转来，亦不旋踵而即复其旧，甚而至于加甚其程度。
因为政治上有这但求防弊的趋势，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政治的情态是：（一）不办事，（二）但求免于督责，（三）督责所不及，便要作弊。不办事的方法，是（1）推诿，（2）延宕。推诿是干脆不办。延宕是姑且缓办，希冀其事或者自行消灭，或可留给别人办。官场的办事，所以迟缓，就是为此。但求免于督责，则最好用俗话所谓“说官话”的手段。表面上丝毫无可指摘，实际上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官场的办事，所以有名无实，即由于此。作弊乃所以求自利，求自利，是一切阶级本来的『性』质，与其阶级同生，亦必随其阶级而后能同灭的。官僚既成为一阶级，自亦不能违此公例。所以官僚阶级的营私舞弊，侵削国与民以自利，是只能随监督力量的强弱，而深浅其程度的，『性』质则不能改变，这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做事的但求卸责，及监督不及，便要作弊，外国的官僚政治，亦和中国相同，但其官制受过资本主义的洗礼，组织要灵活些，监督也要严密些，所以作弊要难些，办事也要敏捷些，然其本质则无异）。
以上所说的是立法，至于用人，则向来视为拔取人才之途的，是学校与科举。学校在官办的情形下，自然不会认真。倒不如科举，还有一日之短长可凭。科举遂成积重之势，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优其出身。然科举则所学非所用。从前的科举，取中之后，是要给他官做的。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然其所考的，则唐朝为诗赋和帖经、墨义，宋朝则废帖经而改墨义为大义（帖经、墨义之式，见于《文献通考·选举考》。帖经是责人默写经文，墨义则责人背诵注语，和现在学校中旧式考试，专重记忆的一般。此乃受当时治学方法的影响。因为当时人的治经，本是以记忆为贵的）。都是和做官无干的，自宋以前，诗赋及经义，迄分为两科，元以后复合为一（元明时首场试四书、五经义，次场试古赋、诏、诰、表等，均系辞章『性』质。清朝虽去之，将四书五经义于头二场分试，然头场试诗一首，仍须懂得辞章）。其事实非普通人所能为。明清以来，遂专注重于几篇四书义，而其余都不过敷衍了事。而四书义的格式，又经明太祖和刘基制定，是要代圣贤立言的。因此，遂生出不许用后世事的条件。明清两代，科场所试的经义，体制相同。以其本为明太祖所制定，所以称为制义，又称为制艺，其体制颇为特别。中国的对偶文字，是句与句相对，此则段与段相对。其严整的格式：除起处先以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