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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他们(一)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不甚习熟。(二)资本又不够雄厚。(三)外国机器制品输入,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所以海通以来,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
农工商三种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则否。士人:(一)最得意的,自然做官去了。(二)次之则游幕,亦是与官相辅而行的。(三)因做官的人,生活宽裕,往往可以支持数代,又读书,从前算做高尚的职业,所以农工商中,生活宽裕的;以及无一定职业,而生活宽裕的,抑或以读书为业。此等读书人,纯粹成为有闲阶级。(四)大多数无产的,则以教馆为生,握有全国文字教育之权。从前的读书人,知识大体是浅陋的。这因(一)中国人的读书,一部分系受科举制度的奖励。(二)又一部分,则因实际应用的需要,如写信、记账等。志在科举而读书的,自然专以应举为目的。从前人读书,所以人手即读四书,即因考试专重四书文之故。读到相当程度,即教以作应举之文,应举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穷老尽气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学者的天资,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计较裕,愿望较大的人,读了书,往往成为浅陋顽固之士。至于其读书,系为识得几个字,以便应用的,则教之之人,亦更为浅陋。大抵乡间的蒙馆,做老师的人,亦多数是不通科举之学的,他们本亦只能教人识几个字,记记账。此等识字之书,编成韵语,使人且识字且诵读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书久未编纂,于是改而教人识方字。既已认识方字,此等编成韵语的书本可不读,因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闾里书师(四字见《汉书·艺文志》,可见现在村馆蒙师,历代都有),是只知道相沿的事实,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识方字之后,乃教之以《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等。再进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书了,其结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应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向来自以为有领导的责任,特别是理学昌明时代,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而他们所谓治天下,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会,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他们在乡里之间,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又或能改良冠婚丧祭之礼,行之于家,以为民模范。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他们所提倡的,为非为是,姑置勿论,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入清代以后,理学衰落,全国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考据之学,是与社会无关系的。次之,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其为数较多的,则有略知文字,会做几篇文章,几首诗,写几个字,画几笔画的人。其和社会无关系,亦与科举之士相等。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
士子而外,还有一种不事生产的人,此等人,在乡里则称为无赖,称为地痞,称为棍徒;出外则称为江湖上人。即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谓豪杰、恶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产,其生活却较一般平民为优裕。其进款的来源,则全靠其一种结合,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于是(一)或者遇事生风,向人敲诈。(二)则做犯法的事,如贩卖私盐等。(三)或且为盗为贼。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结,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难尽法惩治。在秩序安定之时,不过是一种游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时,即可起而为『乱』,小之则盘踞山泽,大之则就要攻劫州县,成为叛徒了。历代的『乱』事,其扩大,往往由于多数农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发动的。中国的平民是无组织的,此等人却有组织,所以英雄豪杰,有志举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们。尤其是在异族入据之世,但此等人的组织,根本是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其组织虽亦有相当的精严,乃所谓盗亦有道。盗虽有道,其道究只可以为盗,真要靠他举行革命事业是不够的。
第27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4)()
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人类在较早的时代,其团结大概是依据血统的。当这时代,治理之权,和相生相养之道,都由血缘团体来担负,是为氏族时代。后来交通渐广,交易日繁,一团体的自给自足,不如广大的分工合作来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坏,家族代兴。中国的家族,大体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较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间有超过于此的,如兄弟几房同居等,其为数实不多,此等组织,观念论者多以为其原因在伦理上,说中国人的团结,胜于欧美人。其实不然,其原因仍在经济上。(一)因有些财产,不能分析,如兄弟数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二)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则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经济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个害了病,一个要看护他,其余事情就都没人做了。若在较大的家庭中,则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须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帮着照顾孩子,做些轻易的事情。(三)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为伦理上的美谈,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数,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总有一件尽力经营的事情,对于它总是十分爱护的。中国人从前对于国家的关系,本不甚密切,社会虽互相联结,然自分配变为交易,明明互相倚赖之事,必以互相剥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产共同的团体以内的人,大率处于半敌对的地位。个人所恃以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情,亦特别发达。(一)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排斥螟蛉子,重视『妇』女的贞『操』。(二)为要维持家族,使之不绝,则人人以无后为大戚。因而奖励早婚,奖励多丁,致经济上的负担加重,教养都不能达到相当的程度。(三)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为范围,如族内的义田、义学等是。(四)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贪污,社会上经手公共事业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剥削广大的社会,以利其家族。(五)一部分人,被家族主义所吞噬,失其独立,而人格不能发展。尤其是『妇』女,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压锢蔽之类。总而言之,家族制度和资本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两根支柱,把这两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种支柱,社会的情形就大变了。
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一)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风俗,不能齐一,尤其言语不能尽通。(二)而家族主义,亦本来重视乡土的。因为家族的根据,总在一定的地方,而习俗重视坟墓,尤属难于迁移之故。因此离开本乡,辄有凄凉之念,虽在外数十年,立有事业,仍抱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总想要归老故乡,而尸棺在千里之外,亦要运归埋葬。此于远适异域,建立功业,从事拓殖,颇有些阻碍。羁旅之人,遇见同乡,亦觉得特别亲近,只看各地会馆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国族的大团结,亦颇有妨碍。后来旅外的华侨,虽在异国,仍因乡贯分帮,即其一证。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时代,分为三阶段。(一)在部族公产之世,社会内部,绝无矛盾,对外亦无争斗,谓之大同。(二)及封建时代,此等美妙的文化,业经过去了,然大同时代的规制,仍有存留。社会内部的矛盾,还不甚深刻,是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见于《礼记·礼运》。(三)其第三个时期,没有提及,我们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词,称之为『乱』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1)据『乱』而作,(2)进于升平,(3)再进于太平,明是要把世运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义,后世已无人能解,小康之义,儒书传者较详,后人都奉为治化的极则(其实儒家的高义,并不止此)。其说法,还是注重于社会组织的。想把事务件件处置得妥帖,使人养生送死无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别种宗教,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国不能甚占势力。虽然如此,人对现世的觖望,总是不能无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一)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延长之则及于子孙,这往往没有应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使人不致失望。(二)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甚发达的,佛教则极为发达,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三)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或则系属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则系属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后者如后世货币用弘,则发生财神;天痘传染,则发生痘神等是。中国宗教发达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说,系就通常情形立论。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较浓厚,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历代丧『乱』时所谓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轮廓。总而言之: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
(二)当时中国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该说是对立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但到真有外族侵入时,人民就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了。
(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第三章中西的初期交涉
第一节近代西人的东来及中西交通
旧世界之地,文明的中心点,共有三处:(一)为亚洲东部的中国;(二)为亚洲南部的印度;(三)在亚欧非三洲之交,即所谓西洋文明。印度人在历史上,未曾充分发挥过政治上的势力,所以讲历史的人,大抵把它分做东洋西洋两部。东西洋的文明,中以亚洲中部的高原为之间隔(不甚读史的人,往往误以欧亚二洲为东西洋的界限,其实不然,水本不足为交通的障碍。乌拉尔岭虽长而低,高加索虽高而短,亦不足以为交通的障碍的。所以为历史上东西洋文化的间隔的,实在是亚洲中央的高原。自亚洲的东方到欧洲,有三条路:一为北道,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尔岭入欧俄,其地太觉荒凉,从古无甚往来;二为中道,自蒙古经天山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