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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个形式，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反过来看，如果不做适当让步，硬是要这些受武士道精神熏染的日军公开投降的话，恐怕最后没有多少能够活下来的。
晚上十九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外宣布了由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日本军方代表板垣征四郎于当天下午在宜昌签订的军事行动约束协定书。
没有多少愤怒，也没有多少欢呼。除了被俘和失踪人员家属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惋惜和沉默。
这虽然是近代中日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停战和交换协议，第一次有成建制并且数量惊人的日军被缴械，而且换回了近二十万被俘军人，还可能获得短暂的喘息。但大片富庶的国土仍在敌人控制之下，抗战的局面仍扑朔迷离，七万余日军得以免除彻底覆灭的下场。谁又能高兴得起来呢？
同时，谁又能指责出来什么呢？
晚上九点，何欣怡在宣布了关于四战区接受军事委员会命令、战场已经停火、日军开始缴械集中等消息之后，接着又以哽咽的声音向数千牺牲的将士和同胞表示了缅怀，向即将归来的被俘官兵表示了殷切盼望，可以说是国人此时此刻的心情的真实写造。
不过，何欣怡最后宣布的四战区的一项广告，还是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四战区决定对这次幸运逃脱灭亡的日军将逐一造册登记，如发现其中有人再敢对中国被俘官兵和百姓有摧残行为，第四战区将把其作为战争罪犯对待。
最后，何欣怡以第七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谢昌云的原话作为了结束语。
“请全国同胞放心，我们能够放走日军，就能够把他们再抓回来或消灭掉！中华民族必将会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五月七日下午，除了少佐以上军官被允许保留佩刀，七万三千六百六十二名日军全部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逐一登记，两千七百一十一名重伤日军官兵被允许先行撤往海岸，六千余日军尸体也被移交。
十二个国际观察组、六十名观察员和一百余位广东民众代表见证了这一过程。
四战区从战场共收缴完好的120mm火炮二十六门，其余各类火炮二百五十余门，坦克装甲车二十九辆，各类枪支六万三千余支（挺），掷弹筒四百三十余具，汽车一百二十余辆、军马四千一百余匹，其余炮弹、子弹、手榴弹等弹药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
有人粗算了一下，这些缴获至少价值上千万元。
但在随后对战场进一步仔细清理的过程中，又在原日军阵地上挖出了被日军埋在地下的大批毒气罐和三百余颗化学炮弹。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消息！
各国观察员纷纷摄影和拍照，记录下了日军违法国际公约和交换协定的铁证。
四战区随即宣布，由于日军违反了达成的约定，将扣留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等三名将官、两名大佐等十二名日军军官，把其从应交换人员名单中剔除，并立刻将上述人员单独予以拘押。
这一突变使得原本平静的局面又紧张了起来。
在德国大使的紧急斡旋下，中国最后同意了日本支付十七万英镑的化学武器销毁费用、保证今后不再使用化学武器、并由十二名军官签名确认其携带并藏匿化学武器的行为作为补偿条件，并将被拘押人员重新列入交换名单，从而很快的处理了这一意外事件。
日本偷鸡不成蚀把米，丢钱又丢人！
第二三二章是输是赢（）
二月九日，第一批由华东转来的六千七百七十八名中国战俘，乘坐中立国船只到达黄埔港。
军事委员会主席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已取消副委员长制，但仍习惯这样称呼）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四战区司令长官陈济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广东省府主席林云陔等军政要员，在码头欢迎并慰问了归来官兵。
四战区随即将归来官兵转移至已预备好的驻地，并派出大批医务和防疫人员为这些官兵进行体检和伤病治疗。
随后一些天，又有许多要员和团体代表、知名人士、获释官兵家属陆续前来广东进行探视、慰问和团聚。
中日双方的人员交换一直持续了二十一天，一直延续到了过年期间。
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日本巴不得赶紧把人接回，也不敢再耍什么花招，连对那些备受折磨的中国战俘也采取了营养和医疗方面的补救措施，以免又被四战区抓住把柄做文章。
四战区也想让这件事赶紧结束，也好安静下来过年。
按二点五比一的交换比例，日本应该交回中国战俘一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人，另外由于四战区又移交了六千多日军的尸体，所以最后协定按一十九万人的整数移交。
但是由于中国的被俘人员很多被日本押往偏远之地或国内做劳工、有的则被补入了伪军部队，集中和运送都需要一定时间。
特别是日军手上并没有这么多中方被俘人员，而四战区为了防止日本临时抓夫顶替，又拒绝接受普通百姓，而且审核极为严格，逼得日本不得不把一些成建制投降过去当了伪军的部队成批的解除武装，拿来凑够战俘的数额。
那些带队投降的中高级军官自然是宁可失去部队，死活不会回来，有的转而投靠了他人，有的变卖军需携款躲进了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租借。
对那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四战区虽然没有拒绝接收，不过所受到的待遇就有所区别了。
经过检举和甄别之后，当过伪军的人员中，有三百余名对同胞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被公开处决，另有一千余人被判处徒刑，一千余人继续接收审查。
在交回来的战俘中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二千多人，其中当过红军的就有七十多人。
原一军团红二师的有两人，一个是赣南于都人，一个是贵州遵义人。虽然谢昌云并不认识他们，但昔日战友之情犹在，谢昌云专门请了他们和另外七个原红一军团的人吃了一顿饭，并送给了每人二十元钱。
那个在河南被俘的于都籍八路军干部，是三四三旅的一个排长，不过部队基本是分散活动，提起谢昌华的名字他倒是知道，但问起谢昌华的具体情况他却说不清了，让谢昌云很是叹惜了一阵。
谢昌云向这些过去的红军人员介绍了独立三师的情况，表示在学习训练完之后可以给与他们特殊安排。
这些人也知道是不能回去了，于是都选择了留下来，其他那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员的工作就有他们来做。
对于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被俘人员，谢昌云没有向中共提及，而中共也没有过问，两边都明智的回避了这个敏感问题。
这次广东沿海战役，四战区总共击毙日军一万一千六百余人，另外还重创两艘航空母舰、击落或摧毁日机两百余架，而放下武器的七万余日军当然也要算作四战区的歼敌数字。
对这个空前的战绩，国民政府毫无疑问的要给予相应的嘉奖。
于是，含华中战役在内的数千枚勋章又颁布下来了，其中包括了二十七枚青天白日勋章和三百一十三枚宝鼎勋章，三百零五枚云麾勋章，二十二枚复兴勋章。
另外：
四战区增加一个集团军、三个军、九个师以及相应附属部队的编制；
对高级将领的奖励为：
陈济棠由二级上将晋升一级上将，兼任闽粤赣绥靖公署主任；
谢昌云加上将衔；
廖广泽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余汉谋升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蔡南升升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李汉魂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黄光锐升任空军副总司令兼任华南空军司令；铨叙空军中将军衔。
其他各有功将领均有不等的职务或军衔迁升。
其中李一权获铨叙中将军衔，陈绪加中将军衔。
晋升军衔和职务命令发布之后，陈济棠以绥靖公署新成立事务繁忙为由，呈请军事委员会获批虚领四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仍由谢昌云继续代理四战区司令长官。
谢昌云原不想这么快就领受上将军衔，可是他的军衔要是不动，廖广泽等人的军衔就不好办了。
再者，各战区副司令长官目前没有一个是中将，而且许多集团军或兵团总司令都是上将，在华中战役中谢昌云曾以中将军衔指挥了四个上将。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类不伦不类的情况，所以谢昌云只得听任了这个结果。
看着领章上的三颗三角金星，谢昌云深感几十年的知识差异和预知，所形成的推力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旦运用起来，就到了收拾不住的境地。
何欣怡这次由于宣传鼓动和树立四战区形象有功，也被升为了中校，并获得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不过谢昌云可是获得了一枚一等宝鼎勋章，因此何欣怡拿了自己的勋章只高兴了一会儿，当着谢昌云的面便不再提这个事了。
王秋什么也没有落着。她服侍谢昌云那些事虽然实际贡献不小，但却上不了台面。再说又是王秋一心扑在谢昌云和共产党身上，对国民党这些奖赏她看得很轻。
两名对日军航空母舰进行自杀攻击的飞行员没有被授予任何勋章，毕竟此例不好开。
但他们还是被授予了烈士荣誉，各获赠奖金一万，由其家属代领。
战事虽然告了一段落，荣誉也得到了，但谢昌云却伤起了脑筋。
现在国内抗战的走势已整个被谢昌云给弄乱了套，国际形势变化的几个关键节点和最终结局他知道，但对抗战每一阶段的进程只能是宏观把握，走一步看一步了。
就如这次广东沿海战役，本来预计是歼敌一部之后日军会很快进行大规模增援，四战区届时便以伤亡消耗过大不利再战为由，借此放弃广州、脱离沿海，在广州以远的五十至八十公里外形成一个半圆形的防御区，一面防止日军的进一步进犯，同时也对沿海及广州形成未必态势。
为此广州等城市进行了较彻底的疏散。
可万没料到会打出一个让日军暂时休兵的状况出来，眼见得短期内日军再不可能对广东发动进攻，让准备不足的四战区和广东省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谢昌云还有不可告人的一点，他祸水南引战略的实施又要延迟了，而下一步找什么理由来放弃广州，更是让他头疼的事。
谢昌云甚至有一种在战役上赢了，但在战略上却是输了的感觉！
不过不知情的人们对此倒没有什么怨言，打仗的事谁又能掐算的那么准呢？
因此搬走的机关单位虽然没有动，但过年之前很多后方居民又返回到了广州等地，与亲友进行团聚，前线有近十万官兵被允许返乡探亲，还有大批交换回来的官兵的亲人来探望，以至于广东的交通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