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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得过久，对我们采取新的方针策略多有不利，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在完成人员移交的谈判之后，尽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在国统区广泛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坑日、压制抗日力量发展的罪行上来，以为我党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这封电报表明，中共已确定重新组建能坚决贯彻中央意图的新四军领导机构了。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蒋介石还是谢昌云，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的为中共解决了一个几年悬而未决的大难题，使中共得以轻装上阵。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何欣怡的谈判很快有了最后结果，其所依据的蓝本都是谢昌云和蒋介石所划定的那些，其中明确了皖南新四军人员于一月十四日晚二十点由四战区正式接管，何应钦口头表示将不追究处叶挺和项英以外其他人的抗命责任。
十四日上午，项英等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要求新四军军部接受谢昌云的直接指挥，以第四战区皖南纵队的名义，于十五日凌晨起开始分批向四战区转移，不得有任何迟疑和延误。
而第四战区已于前一晚接到了军事委员会对皖南新四军予以监督放行的命令。
顾祝同由于已经达不到以武力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又鉴于谢昌云允诺了三十万元的补偿，于是干脆就人情做到底，派出了五十台车辆，与四战区的一百余辆汽车一起协助新四军的转移，以便把新四军这个鸡肋尽快甩出三战区。
十九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先头人员乘火车抵达樟树，最后一批一千余人则于二十日晚在江西鹰潭登上了列车。
历时六天多的转移行动，第四战区共从泾县茂林地区接应出新四军人员七千四百三十六名，另有二百余人在转移途中失踪，二十五人因伤势不治而死亡。
二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于即日起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拘押候审，令原属新四军的所有人员一律原地听候编遣。
而共产党则于二十二日发表通电，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宣布不承认国民党的一切反共和破坏团结坑日的决定，并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由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第四战区发言人何欣怡也韶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了第四战区制止皖南国共冲突的过程，并再次申明了第四战区坚决反对一切内战行为的决心。
在国共双方激烈的舆论大战中，谢昌云于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在樟树面见了叶挺和项英等负责人。
两个小时前，项英已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免除他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中共东南局书记职务的决定。但由于项英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而且在新四军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谢昌云还是把他请来了。
谢昌云对叶挺和项英等道：“鉴于目前局势的复杂，叶军长和项副军长转移至另外的地方滞留，对新四军和东南局的高级干部，我们将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将你们尽快送往延安或苏北地区。对其他人员，如有自愿离开的，在四战区内可予以通行，但四战区之外我们无法保证其安全。所以我的意见是既然来了，就在这里安心学习训练一段时间，我们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逐步交还给中共方面。留下来的带队人员由你们自己决定，由四战区暂时给予任命，电台也可与外界继续保持联系，四战区除了协助军事方面的学习和训练之外，对其他事务一律不进行干涉。对以上方案，各位如果有不同意见和不清楚之处，可向中共中央反映或由我进一步解释。”
项英此刻又回想起了当年在油山与谢昌云谈判时的情景，不由感叹两者间竟有及其相似之处，于是便道：“我虽然在新四军问题上已经没有了表态的权力，但是我还想提问一下，我们留下的部队的党的组织任然可以继续保留吗？”
谢昌云笑道：“项英同志，你们在三战区都可以做的事，在四战区当然就更不成问题了。只不过你们的附属机构和人员太多，这方面需要重新整顿一下。你们这含伤员在内的七千多人，最好是编成一个支队辖几个步兵团和一个辅助团的编制，以便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和训练。我可以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对人员进行重新安排，然后再离开部队。对了，如果除高级干部之外还有需要带走的特殊人员，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个名单，总人数就限定在一百一百人以内吧！现在我也不便多放人，等过了这个风声之后，可以将你们编制以外的营级以上干部全部送回去。”
谢昌云话音刚落，袁国平就接着道：“谢参谋长，我们政治部系统有大量的宣传和文艺人员，其中女同志很多，如果按你提出的整编方案，这些人很难编入部队中去，最好能另有一个稳妥的办法进行安置。”
对袁国平用红军时的职务称呼自己，谢昌云不但不介意，反而倒有一种亲切感，于是便对袁国平道：“袁主任，您是老首长了，对您提出的问题我当然要尽力考虑。不知这方面的人有多少？”
袁国平道：“有六百多人，其中有近三百女同志。”
“这么多？”谢昌云不由失口叫了出来。
“谢参谋长，司令部和供给部管辖的勤杂人员也不少，要超过一千三百人，里面许多是年龄偏大和体弱人员，还有不少是中高级干部的亲属，长期在你这里安置也是个问题。”
说话的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原是红五军团副参谋长，过金沙江时负责五军团部队的调度，与渡江司令部参谋长谢昌云打了一天多的交道。
在这里都能碰到长征时的两个熟人，可见谢昌云与红军的渊源之深。
谢昌云想了一想道：“袁主任、周副参谋长，我对新四军人员的安排原则是不让其脱离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以避免这些同志今后受到各种审查，同时更想为共产党训练出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可是现在你们人员的结构情况超出了我的预想，看来对这些人员，我们只能是依照自愿的原则遣散一部分、整编一部分，剩下不愿走又不能编入部队的，只能是在四战区范围内给予安置，但一是要能够自食其力，二是不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如果你们不同意这样做，那我就费些事，过几天就派车派人把他们送到陕北去，不过这要事先获得延安的允许。才行。”
“这整个就是一个根据地机构的大搬家呀！”
刚才还对自己拿出的方案沾沾自喜的谢昌云，现在不由对花费了如此大的力气，竟然救出了一大堆的妇弱老病而感到了懊丧。
谢昌云还不知道，新四军的政治和后勤人员已经在十二月份先期转移到了江北一千多人，否则他更承受不了了。
为此谢昌云在樟树又停留了两天，直到确定了最后的方案才返回了赣州。
在赣州谢昌云还要处理一件事。因为国民党已经宣布了撤销新四军番号，所以新四军在国统区的所有机构都不能存在了，谢昌云必须安抚一下姐姐谢昌敏才行。
在谢昌云的争取之下，新四军赣州办事处最终被允许改为了八路军办事处，但其他的新四军机构都免不了被取缔的结果。
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谢昌云给予的一点特别照顾吧！
第三一八章比我还要犟（）
几天之后，四战区连续派出了二十架次飞机，将袁国平等三十余名中共高级干部和五百余名中共同意接收的新四军人员送往了延安，并且在樟树就地遣散了四百余名老弱人员。
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名新四军干部和家属被集中在了赣州，准备在年后通过海路转前往山东，然后再从陆路进入苏北。
目前于学忠部已经控制了日照以南六十余公里的濒海区域，四战区可利用广州湾的法国舰船将人员和物资运到海岸附近，再由于学忠部派木船接应。
不过这条线路不能频繁使用，否则将引起日军的怀疑并遭到拦截。
叶挺和项英，则被四战区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暂时拘押于韶关以待审判。
审判是不可能了，如果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按国民党给新四军罗列的罪状，条条都是死罪，难道还真把一个北伐名将和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杀了不成？所以只能是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再说。
可即便是“囚禁”，也是走了个形式而已。
叶挺是广东人，南昌起义之前又一直供职于粤军，在四战区的故友、同僚、部下多得是，到韶关的第一天，陈济棠就摆下了酒宴为他接风，参加宴会的粤军将校有三十余人。
接着，林云陔等广东省府官员、余汉谋、廖广泽等四战区将领又轮番下请帖，据说一天一场都可以排到了两个月以后。
至于平日的活动，除去公众场合之外，韶关周围的军营、军事院校、部分工厂、乡村都随便叶挺走动。
项英虽然没有叶挺这种人缘和待遇，但在谢昌云的关照下行动还是有很大自由空间的。
谢昌云给项英安排的住处，位于十二集团军留守处的大院内的一个单独小院，里面有一栋四间屋子的平房，其中两间供项英使用，一间做厨房，另一间是一名勤务兵和两名卫士住了。
虽然有厨房，但项英生活简朴，不让单独为他开伙，饭菜都是勤务兵去留守处食堂给他打来，不过勤务兵没隔三四天就会让食堂单独做一个好菜，只说是食堂改善生活，反正项英也不会过细问。
在活动范围上，留守处有图书室、娱乐室、篮球场，大院里随便项英转，但是要外出就得有军法处人员和卫士陪同了。
这并不是要防范项英出走，而是大面上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另外谢昌云也确实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用项英的安全做文章。
一旦项英在四战区出了事，谢昌云对共产党方面就很难交代。
为此谢昌云前往项英的住处，就他在四战区驻留期间的安排与他进行了认真交流。
谢昌云道：“项副军长，我知道你是坚决不会脱离共产党的。所以我一定努力让你尽快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但时间不能肯定，也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更长时间，这要依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而定，希望你对此能有所准备。”
项英道：“我自投身革命以来，就从未中断为党工作，虽然我在新四军的问题上有一定的错误，但对目前这个结局我很难接受。”
谢昌云道：“项副军长，情况你也清楚，如果当时不答应扣押你和叶军长，新四军的数千将士就无法保全，中共也有可能会在军事上对国民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这样国共就将彻底决裂，团结抗战的局面就会彻底被破坏，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汪伪政权的联合夹击之下，共产党的生存就将再次面临严重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以个人的暂时牺牲而换取了大局的稳定，依旧是为党在做贡献。而且这样做也使我避免了做出最后选择的困境，我还要感谢你才是。”
“唉！”项英叹口气道：“大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身临其境的感觉又不同了！国民党给我什么罪名我都不在乎，关键是同志们都在努力奋斗、在流血牺牲，而我却在这里置身世外，怎么可能安心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