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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安在自主性上比米青要坚持一些，心里总是有一些小别扭，并不是那么听话，但他有时候只是表现的强势，内心其实远没有潘训那么强大，因此他只是表面上显得强势，真正遇到重大事情上的时候，反而有些畏首畏尾，难以决断。这种人其实并不适合当一个领袖，更适合当一个经理人，在董事会指挥下工作。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不具有决断的魄力，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却缺乏承受压力的能力，如果有一个强势的人在指挥他，他往往会更好受一些。
因此米青当了总统，其实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按照杨潮的建议形式。李富安当了总统，也会在大事上听从杨潮的建议。
所以说这两人谁当选，对杨潮来说，对他将来的计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潘训当选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自强的家伙，他的能力没问题，决断的魄力也不差，承受压力更不用说，这甚至是一个遇到困难会欣喜的家伙，这种人如果掌握了权力，必然是一个强势的领袖，他总是积极的派出其他人的影响，别说听从别人的建议了，杨潮给他建议，甚至有可能被他感觉到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因此这几年杨潮才十分的低调，很少跟潘训互动。
正因为潘训这种性格，让杨潮感觉到，一旦他再次当选，那么在大危机期间，很有可能自行其是，杨潮根本就无法介入经济调整，这次危机的深度，却是一个需要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事业。
如果潘训当选，他却不具备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知识，又不肯听从杨潮的建议，那么到时候势必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全民一致，众志成城都还未必能平稳度过这次危机，更不用说政治内讧了。
所以阻击潘训，是杨潮坚定不移的态度，不仅仅是要给中国政治树立一个规矩，更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困难的一种准备，因此尽管在米青还是在李福安之间的选择还有些困难，潘训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杨潮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三选二的问题。（。）
第五百四十二节 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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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过最低工资制度？”
分别跟米青和李富安会面，米青提出了她的执政核心。
米青点点头：“立法规定最低工资，这是全世界大国的通用做法，没道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如果不通过立法，只靠呼吁的话，效果并不好。”
欧美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社会的过程中，这个最低工资保障，其实就是社会福利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按照教条的经济学模型来看，规定最低工资，其实对工人本身并不好，这等于是限制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剥夺了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工人的工作，因为这等于是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他们会倾向于减少使用工人，降低就业率。
可经济学是一门学科，经济本身，却不单单是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太过倾向于效率了，却忽视了组成社会的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认为，税收也是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政府收税等于是从经济体中抽走资源。
但社会问题，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稳定，甚至稳定是第一位的，效率只能排到第二位，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完全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运作，起码不敢放弃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管理经费，等于放弃了政府管理，等于是无政府主义。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人有时候极其盲目，并不会理性的看待问题。比如规定最低工资制度，立法提高工资，往往会起到反效果，会造成底层工人的失业。但却会得到工人的欢迎，这不符合经济效率，但却满足了人心，人心稳。则社会稳。
所以大部分国家宁可牺牲效率，来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目的不过是在取悦工人，事实上却是伤害最需要保护的工人，任何制度。到最后没有竞争力的人，总是受伤最大，可他们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利益。
“好吧，立法吧。”
杨潮赞同道，他知道不好，但是工人以为好，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只不过是一个心理满足感的问题。就好像猴子不满意早上三个桃子，晚上四个桃子，养猴人就给他早上吃四个桃子。晚上吃三个桃子，于是猴子就满意了一样。
“那么你如何应对潘训对农民选票的拉拢呢？我知道你在工人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我国的农民数量是超过工人的，工人，甚至加上所有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整个国家层面，也不过占到了3成左右。你如何满足7成的农业人口的利益需求呢？”
你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就无法让农民将手中的票投给你。
米青道：“也许只能许诺提高粮食关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杨潮开始，中国就免除了从巴西进口粮食的税收。所以每年中国都从巴西进口海量的粮食，然后中国每年都向巴西移民近十万人，如果提高粮食关税，巴西政府肯定会做出反制措施。已经出现的移民问题苗头，就会立刻尖锐起来，如果让巴西民族主义借机掌权，恐怕对中国来说等于彻底失去了在巴西这个有潜力养活中国人口的国家，形成决定性影响力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收益确实不高。因为粮食太过便宜，可这会让农业人口大量迁移到其他产业，是对工业化的一个助推作用，要让恋土的中国人脱离土地，确实比其他民族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不采取强制性，就只能通过这种经济手段，让农民为了获取城市中丰厚的利益，从而进入城市，如果提高关税保护现在的农村产业，就等于是帮忙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利于工业化这个战略目标。
最大的问题是，很有可能提高关税并不能够保护农村农民的收益，因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人均占地面积太小，大量农民其实只是佃农，租种着小块的土地，劳动力并没有充分利用，相当于没有充分就业。就算降低了巴西粮食进口，也不可能提高广大农村农民的收入，只可能是让现在大量种植大豆等经济作物的东北农场主们，开始种植粮食，中国粮食价格依然不可能太高。
所以提高巴西粮食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巴西在移民问题上跟中国走向对立，却无法切实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唯一的好处是农民心里感到安慰，这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心理问题。
“据我所知巴西的粮食进口主要是玉米，而中国进口玉米现在也不是用来吃，主要是用来做饲料。中国北方的商品小麦主要来自东北，南方的大米倒是主要自产加一小部分进口澳大利亚的。因此起不到现实意义，反而会打击农村的养猪业。如果只是为了选票的话，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
杨潮分析道，中国农村基本自给自足，没有灾害减产的情况下，不需要从外面运入粮食，可是由于东北地区大农场的机械化生产效率，导致北方城市的粮食市场几乎被他们垄断了，南方食用大米还好一些，因为水稻生产的机械化还不普及，机械性能还不够稳定，水稻又是一个最需要劳动力的粮食种类，同样土地需要的劳动力往往是小麦需要的三倍，反而比较合适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农村。
同时由于机械化困难，反而导致了大米的价格居高不下，这几年南方城市中的小麦消费量也在大幅提高，显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大米正在慢慢退出中国城市居民的餐桌，哪怕是南方人也正在改变饮食结构，开始更多的食入面粉。
“其他方式？”
保护一个产业，最好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不就是提高关税吗？所以米青对这个建议不太理解。
杨潮道：“第一，免除农业税；第二，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免除皇粮这个噱头可以抄一抄，能吸引到足够的眼球，让你得到更多的关注。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种植，这个才是根本性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毕竟我们的人均土地面积太小，种粮食的话，不可能发家致富。像苏州、湖州一带的农民那样种桑养蚕，经济效益比种粮就高多了。从国外看，荷兰人就做的很好，他们的园艺师农业，也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出极高的经济价值，同样不是通过种粮来获得，而是通过种植各种花卉和蔬菜。”
米青点点头：“看来我得要聘请一些农学家了。”
杨潮笑道：“岂止是聘请农学家，你直接去找张謇，他当农商部大臣那时候，可是聘请了大量的美国农学家，也培养出了大批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即便现在他的农场里也有大量的专业人才，找他就什么都有了，还能得到一大批传统人士的支持。”
米青道：“这恐怕得您帮忙出面邀请了，我的面子状元公怕是不会给。”
杨潮道：“哎，看来我又该看这个老家伙的脸色了。”
跟李富安的会面隔了几天，李富安来上海拉选票的时候，拜见了杨潮。
“四年时间内，降低企业税收30％。”
这是李富安的竞选口号，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报纸上天天在宣传，他不差钱，他能调动舆论。
杨潮问道：“那么选票呢？这可不是四年前，更不是八年前，那时候工厂主带着工人去投票，现在是公会带着工人去投票。你得不到公会的支持，这个非常难。”
李富安笑道：“我会立法通过三年内至少提高工人实质工资20％，对企业的减税，也是对工人的让利。”
这是后世美国共和党的经典理论，通过给企业减负，然后将利益渗透给工人。而民主党则希望通过行政力量，切实提高底层人的利益。
杨潮道：“太绕了，工人未必领情，关键是工会不会领情。你不了解工会，包括我们富强工会在内的所有工会，他们只是打着帮助企业旗号，来实现自己权力抱负而已。所以你得让工会感受到自己的权力。”
李富安没有像米青那样，切实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会组织，他始终活跃在工商业，支持他的更多的是商会。但杨潮感觉，随着工会的发展，工人跟资本之间的实力对比慢慢接近，商会已经无法带给李富安足够的支持了。
李富安道：“我们将立法给与工会更大的权力，让他们获得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的合法权力。但是也会立法对工会的行为做一些限制，比如无理的ba工，将得到制裁。”
很显然李富安跟工业资本达成了默契，他们愿意让出一部分利益，换取工人不捣乱的承诺。这个时代的工会运动刚刚开始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统治阶级学会用政治手段来为自己争取利益了。但是他们学的还不够好，还不够理性，因此许多地方的工会表现的贪婪无度，表现的蛮不讲理，甚至蔑视法律，很多工会领袖的作风就好像liu氓一样，而确实有不少社会liu氓进入了这个组织，还因为他们胆子大，敢给工人说话，甚至敢替工人跟资本家打架，被工人拥戴着。
听李富安说完，杨潮知道李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