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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城的军队捷足先登，先占据了市内大多数国民党旧政府机关，作为自己的驻地。后进入北平的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新组建的北平市政府各部门，则占据了剩下的旧机关驻地。等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进入北平后，在城里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点了。于是新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就在西苑这个地方划了一大片荒地，作为中央直属机关建立办公用房的地方。
杜自远行驶的这条土路，就是今天的中直路，那一带仍被称为“西苑”。今天的中直路宽阔平坦，是当时坑洼不平的土路完全不可相比的。那个时候，土路两侧的荒地已变成庞大的建筑工地，布满了正在盖房子的脚手架和起重机，以及纵横交错的壕沟，运载砖瓦砂石的卡车在这些工地里往来穿梭。数建筑工人和民工在工地里忙碌着。
在这片工地里，还间杂着许多宽大的芦席棚子。它们可不是工人们的宿舍，而是中直机关各单位当时的办公场所。这从芦席棚子外面围着的铁丝网以及门口的哨兵就可以看出来。
杜自远所在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就在这样的芦席棚子里办公。
大约半个小时前，他在一间从芦席棚子里隔出来的小办公室里，接到一个让他此时心惊肉跳的电话。
他那时刚刚开完一个小会，回到办公室里坐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他用的电话还是那种手摇的需总机接转的电话。他拿起电话问：“请问，是哪位？”
电话里沉默了一下，才有人说：“我是杨克勤，你是谁？”
杜自远立刻就想起来了，杨克勤现在是浙江省省委书记。可是，他当年却是华北局情报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八年七月，这位华北局情报部的重要领导人亲赴南京，就是为了从杜自远手里拿到侯连海与王振清的谈话录音，并在那次见面中严厉斥责了杜自远。但杨克勤现在亲自给他打电话，还是让他大为惊讶。
杜自远轻声说：“杨书记，我是杜自远。”
杨克勤在电话里说：“我找的就是你。一九四九年年初，你曾经专门派人给我送过一个报告，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杜自远顿时张大了嘴，迅速并且警觉地向他这间窄小昏暗的办公室里扫了一眼，似乎担心有人听到他的电话。他当然记得那个报告，尽管那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他突然有一种预感，似乎正有什么大事悄然发生，并且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二百六十四、 惊心往事（）
杜自远绝没想到，今天的浙江省委杨书记，会提起七年前的报告。，
他的声音忍不住哆嗦起来，他低声说：“杨书记，我记得，我记得。”
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个报告的主要内容。那是关于在华北局情报部内部，可能潜伏一个代号为“水葫芦”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秘密报告。这个“水葫芦”甚至还有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杨克勤慢慢地说：“这个报告，我几天前刚刚收到。”
杜自远再次大吃一惊。这就是说，七年前，当时华北局情报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克勤，竟然没有收到他的报告。这也就是说，七年来，华北局情报部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内部潜伏着一个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这个情况就太可怕了！＇
杜自远手里举着话筒，惊恐得说不出话来。
杨克勤继续说：“自远同志，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尽快到我这里来一趟。我现在住在北京饭店316号房间，你尽快来吧，我们见面再说。”
当年华北局情报部主要领导之一的杨克勤，竟然在七年之后才收到他的报告，这让杜自远全身的肌肉都籁籁地抖动起来，也让他深为自责。他自责的是，他竟然在七年中没有再追问这件事，这是一次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疏忽。
其实，客观地说，这也难怪杜自远。他那时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
一九四九年三月，杜自远送王振清的第九十七师过江起义。之后不久，解放军横渡长江。他配合过江的解放军接管南京，清除旧政权留下的残余势力。此后不久，他接到华北局情报部的指示，说他在南京的任务已经完成，应尽快返回华北局情报部承担新的工作，并命令他直接去北平报到。
但他刚到北平，新的工作还没有明确，就遇到全国情报系统的一系列大变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决定华北局社会工作部（也就是华北局情报部）并入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次变动使华北局情报部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杨克勤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动工作，离开了华北局情报部。因此，杜自远并没有见到这位领导人。杜自远的具体工作和职务也因为这次合并而被搁置下来。
但紧接着，华北局情报部并入中央社会部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同年的八月，中央又决定撤销中央社会工作部。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安部和情报部。但公安部成立后，情报部却并没有成立。
在这段时间里，原中央社会部系统的情报工作和人员就有一点混乱。这个系统事实上被调整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下属的联络部和情报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次调整是受苏联情报机构隶属苏军总参谋部的影响。
就是在这个时候，杜自远终于被确定在总参联络部工作。
这次调整，使原中央社会部系统包括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整个系统的层级被降低仅仅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人事方面的。因为原来中央社会部的情报工作虽然与军队密不可分，但机构隶属中央。与军队干部相对应，他们被称为地方干部。还因为许多人从参加革命起就隶属于地方而非军队。
这些人在秘密战线上工作了许多年，却从来没有明确过行政职务或者级别。中央社会部并入军委总参谋部后，由隶属地方改为隶属军队，许多人在确定军职和行政级别时就吃了亏，造成一些情报人员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就此离开了情报系统。
比较起来，杜自远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他原在华北局敌工部任侦察科科长，属军队系统，是正营级。他后来在武凤英的皖赣山区游击支队任政委，虽然是地方武装，好歹也相当于正团级。特别是后来皖赣山区游击支队被改编为团级的正规军，杜自远的正团级就更明确了。
总参谋部干部部的同志找他谈话时，也正式确认了这一点。因此明确他现在为副师级，在联络部里担任处长职务。杜自远这个时候，就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去安抚留下来的同志，努力让工作走上正轨。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央又决定，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调整合并为中共中央调查部，作为中央的直属机构。杜自远就在这次调整中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二局副局长，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他同时又兼任军委总参情报部二局的副局长。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央调查部与军委总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论是工作还是人员，都有一些重叠。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机构，但有两块牌子。
中央调查部这个单位，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秘密存在的机构。它的名称从未在党内的任何文件上出现过。即使在中央会议的参会名单上，它也仅被称为“西苑的机关党委”，或者，称为“西苑100号”。
到了这个时候，杜自远的工作才算安定下来。但这几年的工作变动，人员变动，确实使杜自远疏忽了“水葫芦”这件十分重大的事。杜自远也一直以为，杨克勤早已收到他的报告，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今天接到的电话让他明白，杨克勤并没有收到他的报告，也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现在，华北局情报部早已消失，中央社会部也早已消失，党和军队领导下的情报系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员流动更是巨大。“水葫芦”究竟隐藏在哪里，现在更难以确定了。＇
杜自远驾驶着这辆破旧的美式吉普，穿过长长的后来被称为中直路的崎岖土路，向城里驶去，心里却深为不安。因为杨克勤的电话，仅仅是他心惊肉跳的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同样让他心惊肉跳。
就在接到杨克勤的电话之前，他刚刚和他分管的两个处长开完一个小会。主要讨论内容，是布设在南越金兰湾的一条秘密联络线，一个月前突然中断，并且原因不明。偏偏就在两天前，金兰湾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南越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阮其波被人刺杀。据新闻报道，凶手是来自中国的特工。
杜自远知道，他从来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是西方舆论在造谣。但阮其波被刺杀，和秘密联络线中断，这两件事是否有联系，目前他还难以判断。
但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两个月前，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多恰罗夫，经外事部门联系，秘密会见中央调查部二局局长老罗。杜自远因为负责南亚方面的情报工作，也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见。
多恰罗夫是一个瘦高而结实的人，体格非常强壮。头上铁灰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浓密的眉毛下有一双过于机警的眼睛，显得有些阴沉和多疑。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在苏联大使馆的负责人，平时极少露面，更是不苟言笑。
他们会面的地点是在王府井南边的一条小街里，那里是中央调查部的一处秘密的办公地点。那里的条件当然比杜自远现在的芦席棚子好多了。
在这次秘密会见中，多恰罗夫先生难得地露出一点笑容，和他们友好地握手，然后在会议桌旁坐下来。
多恰罗夫笑着说：“我的同志们，很高兴见到你们。说一句真心的话，我不想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我更喜欢直接的说出我的想法。”
罗局长也微笑地说：“多恰罗夫先生，有什么话请尽管说。”
多恰罗夫说话时拉开了架式。他说：“首先，我非常感谢中国同志对越南南方解放事业的支持。你们成功地帮助他们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这一仗彻底改变了越南武装革命的发展方向。这非常好。但是，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帝国主义插手了越南南方，想把那里建成他们新的殖民地。我们坚定地和越南同志站在一起，私地支持他们的解放事业。我相信，中国同志也和我们抱有同样的宗旨，并且愿意为越南南方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杜自远看到，罗局长已经露出非常和善的笑容，并且频频点头。
罗局长说：“多恰罗夫同志，请您继续说。”
多恰罗夫松开脖子上的领带，更加放松地点燃一支烟，他说：“罗，官方语言，我们差不多已经说完了吧？”
罗局长不动声色地向他点点头。他已经预感到今天的会见有些特殊。
多恰罗夫收起他过于热情的笑容，灰色的眼睛闪出尖锐的光，“罗，还有这位杜同志，很遗憾，我们的力量主要在北方。在南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力量。相信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
罗局长没有说话。但杜自远心里是明白的，多恰罗夫指的是情报方面的力量。
“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