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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少卿对此却是早有防备的。那天她和顾尚宾分手后，就往另一个方向走了。她早已猜到，顾尚宾一定会数次回头，观察她的动作。右少卿并没有回头，只是静静地走着，直至拐进另一条小街里。
四百一十六、 界限街（）
事实上，顾尚宾看着右少卿拐弯后，仍然站在街边，观察右少卿拐进去的那个街口。他是想看一看，这个女人会不会重新走出来，或者，从街口伸出头，观察他。
但右少卿既没有出来，也没有伸出头。她快步继续向前走着，然后翻过一道围墙，又穿过一小片居民区，然后走到另一条街上，在一棵粗壮的棕榈树后面停下来。
右少卿的精明在于，她每到一处，都要细致地观察周围，特别是每条道路的走向。几年的潜伏让她有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每到一处，必须首先看好退路。她翻墙走到这里，正是她事先看好的几条退路之一。
她此时站在这棵棕榈树的后面，正好可以看见前面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她知道，顾尚宾无论向哪里走，都必须经过这个十字路口。
大约十几分钟后，右少卿果然看见那个穿着黑色长衫的顾尚宾，正匆匆从前面的十字路口走过。右少卿缓缓地从棕榈树后面走出来，远远地跟在顾尚宾的身后。
右少卿跟在顾尚宾的身后，出小长街后，就上了窝打老道，一直向北走。
她看得出来，这个顾尚宾也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这一路上，用种种方式回头观察自己的身后，是否被人跟踪。但右少卿离他很远，只需注意他那一身黑衣服就行了。所以，顾尚宾走了一路，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这个顾尚宾走到最后，就到了界限街。他行走的速度放慢了，回头观察的次数也更多了。右少卿感觉，他似乎快到目的地了。她在街边停下来，远远观察着正佯装看橱窗的顾尚宾。
界限街并不宽，却是香港非常着名的一条街。
一八六〇年，清政府和英国签署了一份屈辱的协议，就是有名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分割九龙半岛的界限，就是今天的界限街。当时还没有街，英国人称之为“界限线”。
一八九八年，英国人和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租借了新九龙及新界。这样一来，在这条“界限线”以南的九龙半岛为“割让地”，以北的新九龙和新界，则成为“租借地”。
一九三四年，香港政府在这条“界限线”上开辟道路，就成为今天的界限街。
时至今日，这条界限街仍在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界限街以北地区的房屋物业，因为这里当年曾经是“租借地”，因此要向香港政府缴付地租。而在界限街以南，理论上已是英国的土地，这里的房屋物业，则要向香港政府缴付地税。北边缴地租，南边缴地税，这两边是有区别的。
同时，这条界限街不仅是九龙与新九龙和新界的分界线，也是油尖旺区与深水埗区的分界线。
顾尚宾走到界限街上的时候，就放慢了速度，小心地看着身后。
右少卿看得出来，他非常谨慎。他确认身后没有问题后，就进了一栋旧楼房。右少卿悄悄从那旧楼房门前走过，门牌号码是：九龙界限街41号。
如今，这栋老楼房早已没了踪影。但上了年纪的香港人或许还记得，这里曾经是着名的“大光明影业公司”的所在地。香港着名导演顾而已，曾在这里拍了一部着名的电影，叫《小二黑结婚》。看官们要明白，这个细节很重要。
右少卿缓缓从这里走过时，不仅看清了门牌号码，还察觉这里隐约有一丝紧张的气氛。这是她的职业敏感。她因此继续向前走。走到一处报摊前，她停下来买报纸的时候，不经意地回头观察。在不太多的行人中间，她看见一个卖水果的摊子，两个靠在墙边闲聊的年轻人，还有一辆停在墙边的黄包车。车夫躺在车上，用草帽盖着脸，似乎在打瞌睡。
但右少卿却看出来，这些人都是警卫，是守卫这栋旧楼房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里为什么要受到如此严密的警戒？
这个时候，右少卿还没有其他的想法。她只想尽快和台湾的保密局取得联系，无论通过什么人都可以。
现在，她看见顾尚宾进了这栋小楼，再看见小楼外面的警戒，就已经猜测出来，这里可能是台湾保密局在香港的一个联络点，甚至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她心里的想法是，如何通过这个联络点，与台湾保密局恢复联系。不仅要得到新电台，还要获得经费。这是她到香港来的两个主要目的。
但直接找上门去，肯定是不行的，尽管顾尚宾也在里面。如果她受到里面人的怀疑，不仅不能建立联系，甚至会丢掉性命。
右少卿向附近观察片刻，就注意到41号的斜对面有一家小旅馆。她很快就在这家小旅馆的顶楼租了一个小房间。站在这个小房间的窗前，她可以看见41号外面的大致情况。
右少卿一连在这个小房间里盯了三四天，终于在这一天的傍晚看见顾尚宾从这栋小楼房里走出来。她略略地考虑一下就明白，只有盯住这个顾尚宾，她或许可以找到和台湾保密局建立联系的办法。
这天夜里一点多钟的时候，她跟着顾尚宾在九龙一带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跟着他从天星小轮港口上船，到了香港岛，最后到了告士打道的“德利”渔行的外面。
她到达的时候，左少卿和于志道刚刚乘车离开不久。
到了这个时候，右少卿心里的疑虑更加浓重，几乎到了化不开的地步。第一，顾尚宾在九龙绕了那么大一圈，才到了这里，显然是为了躲避跟踪。第二，她在“德利”渔行外面观察到，这里同样有超出异常的警戒。她心里的疑问是：为什么？
旁观而言，左少卿和右少卿，这两个特工行里的顶尖高手都到了这里。她们心里都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
相比较而言，左少卿心里的疑惑更清楚一些。新华社香港分社外面的紧张气氛；于志道说中共那边出了大事；冯顿的谨慎，还有他可能有的“中共背景”；尤其是出现在“德利”渔行的陈荫堂。左少卿凭直觉，判断他是从台湾保密局派来的。所有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都预示着，香港这里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
左少卿最为犹豫的是，她是否要插手其中。她插手其中有利还是有弊？其次，是她如何插手其中，能否对自己的同志有帮助。
这个时候，被右少卿跟踪的顾尚宾已经进了“德利”渔行，并且进了陈荫堂所住的小房间里。他看见陈荫堂双手捂着喉咙，表情痛苦地坐在椅子上。炎哥则坐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
这个陈荫堂，并不是台湾保密局的人，而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一处的少将副处长。这个“国安局”第一处的职责，重点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活动，并对岛内各情治系统针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作政策性的设计和督导。可以说，权力极大。
台湾的“国家安全局”有一个着名的特点，就是将官多。全局不过一千多人，据说就有五百多名将官。所以，陈荫堂这个副处长也是少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陈荫堂此次来香港，是作为“国家安全局”特派员的身份，协调在香港的各情治系统的站组，共同做好接运郑远山秘密前往台湾的工作。
他这次与“新义安”大佬炎哥见面，事先取得了炎哥父亲向乾的亲笔信，准备用走私的办法，将郑远山送到台湾。不料，第一次见面，就遇到了于志道和左少卿，并被左少卿一拳击中喉咙，让他几乎昏厥过去。
此时，他喉咙仍然剧痛，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他阴沉地瞪着炎哥，说：“炎哥，你就不应该和这种人打交道！太恶劣了！”
炎哥就向陈荫堂陪出笑脸。炎哥的权势再大，也不敢得罪这位从台湾来的特派员。他尽可能缓和地说：“陈叔，你有什么不知道的。那个于老板可是国军的上将呀，不久前刚刚退下来。他在国军中一定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是我不敢得罪的。那个左女士，是台北荃叔的弟子。家父在台北，也多亏荃叔照顾呀。所以，我也不敢拿她怎么着。陈叔，你说你是‘新义安’的人，真的让兄弟很难办呀！”
陈荫堂瞪着他，哑声说：“什么很难办！你是这里的龙头老大，有什么难办的！把那两个混蛋都处理掉，你还做不了吗？有什么难的！”
炎哥听他这么说，就笑了起来，说：“陈叔，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把这两个人处理掉，要不了两天，香港警察就知道了。香港警察一知道，就是全天下都知道了。香港警察对我会怎么样，可以放在一边不说。陈叔你的任务，可就全瞎了。你想一想其中的道理呀，是不是？”
四百一十七、 危机（）
听到这里，陈荫堂就不说话了。他明白，如果被香港警察知道消息，走海路运送郑远山的办法就完全不能用了。这时，他抬头看见站在门口的顾尚宾。
顾尚宾在香港情报站里，大小算一个人物。但在这里，在陈荫堂和炎哥的面前，就只能算一个小萝卜头了。所以，他进了门一直不敢说话，只能静静地站在门口。
陈荫堂瞪着他问：“你有什么事？”
顾尚宾就小声说：“陈特派员，我们关站长请你去他那里，说有重要的事商量。”
陈荫堂知道，肯定是关于运送郑远山的事。此事太过重大，已经惊动了总统府。经国先生更是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务必把这个郑远山送到台湾去。所以，陈荫堂虽然一肚子气，却也不敢马虎大意。
他低头看了看表，说：“请炎哥给我安排一辆车，我天亮时就走。”
炎哥点着头说：“行，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天亮前走，以免被人看见。”
这时，一个马仔悄悄地进来，手里拿着一副膏药和一盏油灯。他把膏药在油灯上慢慢地烘烤着。待膏药烤软了，他慢慢揭开膏药，然后小心地递到陈荫堂面前。
炎哥接过膏药，亲自动手，给陈荫堂贴在喉咙上。
他说：“陈叔，慢慢的，有一两天就好了。”
陈荫堂捂着喉咙，心里的火气仍然没有消，低声咒骂着站了起来。回头说：“好了，炎哥，就这样吧。我走了。你一定要挑一条好船，做好准备。”
炎哥向他点点头，“陈叔，你放心好了，我这里绝不会误事的。只是，你的货送来，一定要小心。万一让别人知道了，我就不好办了。”
陈荫堂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知道，我会安排好。”
炎哥送陈荫堂和顾尚宾出了门，看着他们上车走了，这才回到渔行里。
这一切都被藏在角落里的右少卿看在眼里。
她跟在顾尚宾的后面，一直跟到这里。在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候时间里，她一直小心地观察着周围。她看出来，这里是一家渔行。门头上写着“德利”渔行。但周围的情况让她不安。她看出周围有许多暗哨。路灯下打扑克的人，缩在角落里睡觉的人，一个黑着灯的窗口里站着一个探头向外张望的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