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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叫人十分可疑了。不仅关锦州，就是潘其武也感觉，郑远山能够逃出香港，是中共方面特意护送的结果。所以，他们对郑远山的审查，是严而又严。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想知道，这个右少卿究竟是什么人。
结果，在这两件事之间，就出了一点他们想不到的小差错。
右少卿告诉郑远山，她叫右少卿。潘其武是知道这个右少卿的，也知道她潜伏在武汉。但是，右少卿第一次与顾尚宾联络的时候，告诉他的，却是她在武汉使用的名字，潜伏地点在鄂城。顾尚宾虽然在本书里张嘴闭嘴都是右少卿，其实说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关锦州也因此没有把顾尚宾嘴里的右少卿和救援郑远山的那个右少卿联系起来。但他对这个女人却有了一些怀疑，甚至怀疑她是中共方面的人。
他叮嘱顾尚宾，“你留住她，对她考察一下。弄清楚她究竟是什么人。”
所以，顾尚宾站在教友会外面的侧廊，隐在柱子后面，对右少卿说的是，“你的情况，我已经向上面汇报了。对你怎么办，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你现在就留在香港，和我保持联系。需要你做什么，我会通知你。”
右少卿明白，这是要对她做进一步的审查。
她问：“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顾尚宾严厉地瞪着她，“你不要瞎问！现在也不是你瞎问的时候！你每天还是到这里来，要像一个虔诚的教友。需要你做什么，我会通知你。”
不过，右少卿可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在香港呆着。傍晚时，她静悄悄地跟在顾尚宾的身后，发现他去了一家叫“就记电料行”的商店，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深夜。
右少卿注意地观察周围。她感觉，这里和界限街41号一样，也是香港情报组织的一个据点，或者是一个联络点。
这个时候，她还猜不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但是，她确实对顾尚宾的行动产生了怀疑。她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警觉。
这个时候，远在北京的陈主任，也遇到了意外的情况。“星辰”计划已经启动，但现在，却发生了一件几乎使“星辰”计划夭折的情况。
许多年以后，关心并且研究“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人，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们相信，周恩来总理原来是准备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只是后来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对“克什米尔公主号”实施爆炸破坏，他才“临时”改变行程，乘坐另外一架飞机去了万隆。
但事实上，负责制定周恩来亚非行程的陈主任，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他后来制定“星辰”计划时，更没有考虑过让周恩来总理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四百三十九、 亚非行程（）
万隆会议，或者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起始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来、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四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他当天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此次亚非会议。
二月十二日，陈主任通过国办，要求外交部为周恩来总理的此次亚非行程提供参考方案。他要求，外交部对这个方案也必须严格保密。
许多年以后，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外交部第三批解密档案对外公开。在这批档案里，就有外交部当时提供的周恩来总理赴万隆行程的参考方案。
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有两种，摘抄如下：
1、乘飞机赴万隆，有两种办法：
甲：包租印度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经仰光至新加坡或直至雅加达。
乙：先乘中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城市曼德勒。再乘缅甸飞机经仰光飞至新加坡。最后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的飞机飞至雅加达。
2、走滇缅公路：
自昆明至腊戍的滇缅公路全长共1157公里，坐汽车需五天。到腊戌后，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再到雅加达，共需六至七天时间。
外交部在以上行程方案之下，还特别注明：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一般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则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七小时，每小时三十公里，则五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四天可到。这一段路治安无问题。滇缅公路在缅甸境内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一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通过的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民间散有枪支，并且可能有我国的逃亡反动分子活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从以上行程方案来看，外交部也从未有过让中国代表团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的想法。
陈主任仔细研究了这两种方案。他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第一种乘飞机的甲乙两个方案的结合。即：乘坐中国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往仰光，再飞往新加坡。如有可能，则直飞雅加达。
陈主任就此事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秘商。刘亚楼当即表示，要等回去认真研究后再答复。
几天后，空军司令部给陈主任的答复让他很失望。答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昆明至仰光，我国没有国际航线。空军飞行员也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也有困难。
第二，空军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生产的“伊拉舍尔”军用运输机。如供我国代表团使用，需进行改装，大约需一个半月时间。可能来不及。
第三，“伊拉舍尔”运输机加油问题难以解决。因为缅甸飞机使用的是英美航油。“伊拉舍尔”运输机使用的是苏联航油。
答复在最后说：由于以上问题，空军执行这一飞行任务，有一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陈主任的脸色变得很严峻，心里也有些踌躇起来。既然乘飞机经仰光前往万隆的办法行不通，那么，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走陆路了。
从这时起，中国代表团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虽然几经中央讨论，但行程问题，始终是经陆路去仰光，再乘飞机去雅加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陈主任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总理生病了，并且很重。
三月十二日，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把他送进北京医院，专家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当天夜里，周总理被送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后，周总理就一直在北京医院里静养，直至三月二十八日才出院。
从周总理住院那天起，陈主任就开始牙痛，痛到忍无可忍。连一向稳重的“向部”也变得焦躁起来。他一进陈主任的办公室，就皱着眉头在屋里转来转去。这让陈主任的牙痛病更加严重起来了。
“向部”说：“老陈，你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出国？”
陈主任捂着脸，说：“无论是乘飞机还是走陆路，缅甸都是唯一的通道。这还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没有其他的路了。”
陈主任的这个说法，表明他从未考虑过经香港出境。
“向部”又问：“其他途径，哪怕绕一点路也行呀！”
陈主任忍不住笑了起来，“咱们唯一的国际航线，就是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的。那可要绕一个大圈呀！让那些外国人听说了，还不得笑掉大牙！”
“向部”就不说话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情况。
陈主任拍着桌子说：“民航局是干什么的！怎么弄到现在，只有一条国际航线！咱们应该有几十条国际航线才够用！”
“向部”笑着说：“这个建议，只有你向总理提了。”
陈主任摇了摇头。他知道，即使提这个建议，也是以后的事，对眼下的情况没有一点帮助。
陈主任忧虑的另外一点是，他听说，已经有中央领导建议周恩来取消这次万隆之行。如果真的取消了，他的“星辰”计划就也有可能夭折。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卫生部每天一次，告诉他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终于可以出院了。在出院前，北京医院的专家特地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专家会诊的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期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北京医院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送至我国边境。”
陈主任是第一个看到北京医院提出的这份专家建议的。是卫生部部长亲自送到他的手里。这位卫生部长的眼神非常沉重。
他说：“陈主任，你负责总理的行程。你必须按照专家组的建议行事。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陈主任看着这份专家建议，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这样一来，整个陆路行程大约需要九至十天。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再安排周恩来及代表团经陆路抵达缅甸仰光的办法，已经不可行了。他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在这几天里，陈主任的目光再次转到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上。陆路不可行，就只能想办法乘飞机出行了。他和“向部”再次商量后，拟出新的行程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要求外交部、空军司令部和民航总局配合，秘密与缅甸政府联系，尽快开辟由昆明到仰光的国际航线。
第二、由空军司令部出面，秘密与印度空军联系，向他们借用一架可载客的运输机。要求是，飞机不能太大，不要惹人注意，但要安全可靠。
第二天，陈主任亲自把这份行程方案呈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过方案，抬头看着他，只问了一句，“这个方案可行吗？”
陈主任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实话实说了，“总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他停了一下，终于又补充一句，“走陆路，留做最后的办法。”
周总理没有再问，就在报告上签了字。
实在而言，此时已经是四月初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是不可想像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借用印度空军的飞机，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代表团出访的行程，仍然是以走陆路为主的。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四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先生。
吴拉茂大使在这次会见中，向周总理转达了缅甸政府吴努总理的一个重要口信。
吴大使说：“吴努总理非常希望，周总理能在本月十五日之前的两三天到达仰光。因为敝国吴努总理，还有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希望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和您商量一下亚非会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我们认为，这次会见很重要。”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