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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以前曾和司徒老哥说过，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牵挂，近阶段之内并不想加入什么政党。”赵振中婉言谢绝后，又接着说道“我们几个从没有过政党建设方面的经历，也就谈不上对致公党现况有什么好的建议，陈先生有些问道于盲了。”
听了赵振中如此说法，陈炯明等人心中正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赵振中却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看过一些史书，也开办过一些公司，觉得里面有些东西似乎对陈先生还有点参考价值，我就说说。要是说的不好的话，还请陈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先生指正。”
“小兄弟就不要客气了，有什么想法就说说，我们这几个老头子也好好听听。”司徒美堂笑道。
“纵观古今历朝兴盛，究其原因，无非是‘法令严明，任人唯贤’，外加物资充足而已。”赵振中说道，“法令严明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使得贤良为用，宵小辟易，让各项事务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任人唯贤又能及时弥补法令中的不足，让制度乃至秩序充满活力；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当然，在这二者之外，还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以供应用。否则，就是法令再严明，任人再唯贤，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概括起来说，就是将制度、人、物的作用综合到一起发挥作用，这其中，人的作用居于首要地位。”
“在现代，随着各种公司的出现，历史上的那些因素已经具体为制度、组织、资金、场所等因素。完善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组织机构、充足的发展资金、稳定的经营场所绝对是一家发展良好的公司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其中，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组织机构可以使公司上下齐心合力，为实现公司利益而努力工作，体现的是人和制度的作用；而充足的发展资金和稳定的经营场所作为公司发展壮大的保证，体现的则是物的作用。”
“公司是一个组织体，政党也是一个组织体，公司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几个条件，对于政党的发展也同样不可少。想想当年孙文、黄兴、陶成章等人所各自领导的革命党，除了因为当时要躲避清王朝的缉捕而缺乏固定的活动场所外，制度、组织、资金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除此之外，政党的发展壮大还必须要有思想理论做指导。这一切，从国内两个争斗不休的政党身上就可以得到验证。致公党要想发展壮大的话，不妨也考虑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赵振中所说虽然有些过于泛泛，没有涉及到具体方面，但这种从历史和现今、从公司到政党的角度，概括出一个组织体发展所必备条件的说法，却让陈炯明等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赵振中所说的也确实有道理。
“赵兄弟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过对于我们致公党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建议？”陈炯明问道。
“我对致公党内部的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好妄加评说。”赵振中斟酌说道，“不过，我个人觉得致公党现在海外的布局对将来的发展有些不利。现在致公党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其总部在香港，而其根基却是美洲致公堂，这在管理上肯定不便。加上美洲这边华人又分散居住，自行其是，南洋那边还要实行建国方案，实在对致公堂乃至致公党整合力量不利。”
“看看国内那两个在苏联人帮助下建设的政党，虽然他们现在的制度不见得是最好的，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至少这两个党在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方面有许多可供致公党借鉴的地方。客观点来说，这两个党的组织、管理模式更有利于将全党力量整合在一起，发挥出合力。”
陈炯明听了之后，皱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那两个党在制度上、组织上的做法确实有可供借鉴的地方，但他们各自奉行的主义却不是致公党所能拿来用的。可如果没有一个相当的思想理论指导的话，那所谓的学习借鉴恐怕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啊。”
赵振中思索着说道：“一个政党肯定是要在党纲中确定自己的历史任务的，而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没有比实现独立自主、民主富强更大的任务了。同时，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也没有比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觉得致公党不妨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当然，在党纲中规定的话，尽量笼统一些，千万不要出现‘南洋建国’等字样，以免使得列强警惕起来，增加方案实施的难度。”
陈炯明闻听之后，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十八章 ：绸缪南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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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是主张向来是一个政党纲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辛亥之后成立的那些政党，由于理论上处于幼稚状态，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科学分析，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纲领。即便后来在历史上主导中国几十年政局的那两个大党，也是在苏俄帮助下才提出了各自的纲领，有了各自所尊奉的主义。
对于在25年成立的致公党来说，由于该党的总部和党的根基都在海外，对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就更缺乏了解，加上该党又是一个从洪门会党改组而来的政党，缺乏有关政党的实践经验，也就难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历史上，作为致公党总理的陈炯明，是在1927年冬天所发表的《中国统一刍议》中完整表述出致公党“三建主义”的。所谓的三建主义，是指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其核心思想依然是陈炯明此前所倡议的“联省自治”。
所谓“联省自治”，是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之间，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所倡导的仿照美国历史上由“邦联”到“联邦”的一种治国思想。具体来说，它一方面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治理本省；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建立联邦制国家。
这种联省自治的主张，在辛亥之后，曾为很多人物所接受。孙文在1914年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曾坚持在党章中写上“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1920年的时候，孙文又特意撰写了《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也就在1920年，**在湖南提出了“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只不过，孙、毛两人后来因为接触到其他思想而各自放弃了联省自治的想法。
在整个20年代的中前期，联省自治运动曾一度波及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等省，可谓声势浩大。但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联省自治也在中国彻底失去了市场。
正是因为国内局势的变化，陈炯明在27年底所完整表达的“三建主义”面临着失去核心思想支撑的局面，致公党的纲领也就显得有些尴尬。而赵振中的建议让陈炯明意识到，国内现今的局势致公党已经难以发挥更大作用，而南洋建国才是未来致公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况且，如果南洋建国成功的话，致公党就有了领导管理一个国家的实际经验，也肯定能够丰富、完善该党的纲领，将来反而会扩大致公党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念及于此，陈炯明心中顿觉轻松不少，对有关致公党的整合问题也有了一定主意，便不再问有关政党的问题，而是问起有关南洋建国方案在执行方面的事情来。
“那赵兄弟认为我们实行南洋建国方案的话，在第一、第二阶段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此前也没有执行过这样的方案，同样缺乏经验。”赵振中说道，“我只能就我想到的一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在整个南洋建国方案中，最重要就是对方案的保密。如果这个方案被泄露出去的话，特别是在方案头4年的准备阶段中被泄露出去的话，那整个建国行动肯定会失败，南洋各列强势力今后也势必会提高警惕，整个方案将再无实现的机会。所以，对于致公党来说，这个方案即便是高层也只能限于极少数人知道。而且，最好建立起一支专门的保密队伍，不但要严格控制南洋各个基地人员的进出，还要对知晓情况的有关人员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有关消息被泄露出去。至于华美投资公司这边，除了我们今天到来的三人知道这个方案外，其他人都不知晓，而且今后华美公司除了通过司徒老哥向建国行动提供物资外，将不与任何具体建国行动发生联系。我们可不能象孙文那样，一边让自己的同志在国内筹划起义，一边自己却在海外大肆宣扬什么革命计划，借此吸引列强和华侨的关注，结果导致国内行动功败垂成。”
“另外，保密问题，其实质也就是组织纪律问题。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和严格监督措施措施来加以防范的话，那有意或无意地泄密很可能会层出不穷。同样，没有铁的纪律和严格组织的话，也很难训练出一支精锐武装，一群乌合之众是无法和列强对抗的，尽管是列强中相对弱小许多的荷兰。可以说，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南洋建国行动根本就无法实施。”
在座的致公党大佬们当年都曾对孙文大力支持过，自然知道孙文以前那有些荒诞举动，而作为曾执掌粤省兵马，屡经战阵的陈炯明更是明白组织纪律和保密对于南洋建国行动的重要意义，听到赵振中将这两项列为南洋建国行动最需要注意的问题，不由得连连点头。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水土不服和医药问题。”赵振中继续说道，“南洋那边，特别是婆罗洲那边是属于热带雨林气候，与国内气候迥异，一年之中雨水多，湿气大，各种物资的保存是个问题。加上要在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中开辟和建设生活、生产以及军事基地，肯定会面临各种突发病症的困扰，没有医药和相应的防护准备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当然，华美投资公司也会尽可能提供奎宁等一些必备药品和其他物资，以缓解有关情况。”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洋的建立的各个基地要合理布置。我们都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以免万一出现问题的话，全局皆输。所以，可能的话，不妨在婆罗洲、西里伯斯岛、爪哇岛东部等地的热带雨林中开辟多个集生产、生活、军事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当然，开始的时候最好先在婆罗洲建立几个基地，等取得一定经验后再慢慢向外扩张。”
“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海上力量的发展。南洋一带岛屿众多，对外交往以及内部各地交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依靠水面运输力量。因此，肯定要大力发展船舶运输。如果可能的话，致公党不妨趁美国这次大危机所造成的众多船厂和船舶运输公司倒闭的时机，收购几艘载重几千吨的船舶或一家中小型造船厂，以便供南洋各地之间的运输用。当然，条件许可的话，不妨利用商船先培养通晓航海的船长和船员，也好为将来建立兰芳共和国的海军打下基础。”
“小兄弟，华美投资不是准备在纽约这边收购一家造船厂么？难道不能建造这种船？”司徒美堂问道。
“不瞒老哥，华美投资不光要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