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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华人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进入南洋一带居住、繁衍，明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按说那里现在该有有更多华人才是，可由于华人所特有的叶落归根的传统，很多到南洋谋生的人经常是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后就返回故里。加上去南洋的华人都被视为‘天朝弃民’，中国政府对南洋土著和西方殖民者肆意杀戮华人视而不见，导致南洋华人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多少。在鸦片战争之前，有关南洋华人数量有这样两个数据：1820年的时候，西婆罗洲有华人15万；1832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这在当时算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了。
打开中国向海外移民闸门的是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同英、法等国所签订的允许华工出洋的条约。在其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持续出现了华人出国的热潮。1893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又导致出国人员暴增，大量华人进入美洲、非洲、澳洲等地，南洋靠近中国大陆，更是出国华工的首选之地。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曾说过，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以去往后世印尼境内的华人为例，1870年的时候，印尼有华人26万，到1900年的时候达到53。7万，30年时间增长了一倍。而南洋华人的总体数量1890年为300万人，1906年达到400多万人。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华人象潮水一样，汹涌澎湃的进入南洋各地。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国内民众生活日渐窘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下南洋谋生。华侨出国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究其原因，不外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在国内，由于清王朝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民众出国谋求生路；在国外，由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开发。因此，一批批“契约华工”被贩卖出洋，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清政府答应华工出洋后达到**，20世纪初趋于衰落。在这百十多年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也奠定了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到20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
进入20世纪后的这近30年时间里，由于国内战乱不断，而一战后南洋经济又出现热潮，内外因素结合，又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南洋一带新的移民潮。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20年代移出，从1918年到1931年间，仅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就达到380万人。当然，在1930年之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南洋经济萧条，华侨谋生不易，加上中原大战后国内局势大体上还算平定，出现了华侨归国大于出国的局面。
不过，现在有了赵振中等人和致公党人在南洋联合推动的建国计划，未来几年内南洋华人数量的增减情况尚处于未知状态。
南洋华人遭遇之苦，并不仅仅是说要他们要为谋求活命而忙碌，为解决温饱而奔波，他们还随时可能会被列强势力或者当地土著肆意杀戮。后世的印尼曾在建国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从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文登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到1965年开始的全国性排华，以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还有1998年5月、2000年5月那两次让全世界华人愤怒的排华暴乱。一次次的惨案，一次次的排华运动，印尼华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被当地土著肆意烧杀淫掠。可以说，印尼华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斑斑血泪史！
其实，不光印尼华人史是血泪史，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远在印尼建国之前，南洋的华人就已经饱尝了列强和当地土著所施加的各种迫害。
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1639年菲律宾华人又被屠杀近两万，幸存华人被强迫信奉天主教，并须交纳高额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人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华人杀尽。
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爪哇岛巴达维亚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抢劫屠杀。一万多的华人，幸存者不过百余人。大量受难者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
1853年婆罗洲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因嫉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发动暴力袭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1884年，荷兰人与当地土著侵入婆罗洲上由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兰芳共和国虽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其残余势力逃至苏门答腊。只是，由于仍害怕清政府作出反应，荷兰并未公开宣称已占领兰芳地区，而是另立了一个傀儡以便进行统治。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正式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
……
赵振中在以前世界曾因到海外执行任务而对印尼和南洋一带华人的历史进行过大致了解，虽不能说对南洋华人20世纪后所遭遇的劫难了如指掌，可对那些典型的历史事件还是基本清楚的。
在赵振中看来，尽管历史上南洋和印尼华人曾因财产和阶级划分等原因在大陆建国后偏向于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但凭着南洋华人在抗战中对祖国大陆无私奉献的历史功绩，以及其后在国内建设上所提供的帮助，中央政府就绝不应该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由对印尼华人的遭遇视而不见！从历史上算起来的话，大陆对南洋华人亏欠良多。
正是考虑到要改变南洋华人的历史遭遇，以及为将来的中国拓展影响范围等多种因素，赵振中等人才提出了南洋建国方案，并鼎力相助致公党来施行。毕竟，致公党从洪门算起的话，在南洋一带也是有深远历史影响的。
听了陈炯明的大致介绍，对照自己以前了解过的历史情况，赵振中也不禁为南洋华人的境遇而摇头叹息。整顿心绪之后，赵振中又建议道：“我觉得除了我们在各自的产业中培养技术工人之外，最好能在开辟基地的时候一并建立几所初级学校，以教授各建设人员读书识字，扫除文盲。以便为将来建国行动培养专门人才奠定基础。”
“可能的话，陈先生不妨也建设一所军事类学校，以培养部队所需要的各级指挥人员。蒋中正从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到26年北伐，中间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用4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也能培养出10多万部队的初级指挥官。”
“当然，建国行动所需要的是多种人才。只要有了充足的人才，我们南洋建国行动就有了希望。而南洋建国成功的话，那海外华人和大陆国人，也会多了一份希望。”
“另外，‘南洋建国’这个字样太过敏感，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为了保密起见，陈先生最好能为这个方案起个别的名字称呼。”
“是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人才的培养确实很重要。”陈炯明点头说道，“至于建国方案的别称，我看就叫‘希望之光’吧。我们救助灾民，是带给他们一份希望，实施南洋建国方案则不光是给他们，也是给我们自己，以及海外华人和国内同胞一份希望。”
“光明和希望……这个名字不错。”赵振中点头赞同。
第二十章 ：相约有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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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虽然南洋华人是建国行动要争取的力量，不过一定要做好甄别，不能让那些投机取巧之辈或者抱着其他目的的人混进来，以免将来坏事。”赵振中提醒道，“特别是那些在南洋居住时间长，又与列强或当地势力勾结，只知自家安逸，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绝不能让他们参与到我们这个行动中。”
“对那些我们运送到南洋的国内灾民，当然也要加以甄别。不过这些灾民在南洋举目无亲，除却自身外又一无所有，加上我们又给了他们新的希望，应该是建国行动中的中坚力量。”
“说起来，那些灾民差不多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虽然我们给出的这条活路有些难走，不过走到终点的话收获却更大。我想这些人应该是会坚决跟我们走的。”陈炯明沉吟道，“而在南洋那边小有产业的人确实有些安于现状，不过我们可以和那些受列强或当地土著势力欺压的华人多联系，毕竟这样的华人还是占多数。”
“那就需要陈先生拟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并通过致公党人员加以贯彻了。”赵振中笑道。
“哦？赵兄弟难道不参与吗？”陈炯明一怔，“我还想请赵兄弟能多提些建议呢。”
“这个‘希望之光’，我们三个已经参与其中了。不过，我们几个更多的是通过华美公司从资金、物资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给这个方案提供支持。至于到南洋发展武装、建设基地，那并非华美公司所擅长的，而是陈先生的强项。”赵振中摇头说道，“再说，我们几个都不是致公党成员，有关致公党各项政策的拟订和执行自然也就不是我们几个可以置喙的。”
“不过，前面提到过致公党、致公堂、华美公司在救助灾民方面的分工负责问题，刚才又说起南洋华人和国内灾民的区别，我觉得我们在南洋那边的分工也可以更加细致一些。致公堂可利用洪门在南洋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华人中发展力量，建立情报收集和物资流转系统，并从所发展的力量中挑选精干人员推荐给致公党；而致公党除了致力于基地建设外，还要从去南洋的灾民中和致公堂推荐的人员中挑选精干人员壮大自身；至于华美公司，除了在明面上以商业往来的方式为‘希望之光’提供资金、物资支持外，主要就是培养和提供技术工人，不会和南洋华人产生过多交接。”
“这样的话，致公堂为支线，致公党为主干，华美公司为辅助，三方在南洋基本上是各自发展，并不产生过多的横向联系，也就将机密泄露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当然，不产生横向联系的只是南洋那边，在我们这些人中还是要有横向联系的。”
陈炯明尚在思索赵振中所说方式的优劣，旁边的陈演生已开口问道：“赵兄弟所说的‘以商业往来方式’提供物资、资金支持，具体是怎么个操作法？”陈演生也是跟随陈炯明多年的老人了，并且从1920年后就在香港、美洲经营产业，对商业上的事情也很熟悉，听赵振中说要以商业方式提供支持，自然要问个清楚。
“呵呵，商业方式自然就是正常买卖了。”赵振中笑着解释道，“为了避开南洋列强势力的耳目，我们有关物资、资金往来自然要采取商业方式。华美公司可用自己产业中华工生活所需的名义从致公堂或者致公党名下的产业中购入一些日常用品，同时向致公党的产业提供基地建设所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