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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作战发生在10月底之前，阎锡山就是想大举增兵也困难。更何况，阎锡山又一向斤斤计较，让他平白增兵陕北已属不易，想让他不惜老本的大举增兵，估计没那可能。
对敌我双方的兵力分析完，又明确了此次作战所要达成的目的，赵振中又指点着沙盘说道：“此次作战，宁夏方面、陇东、陇中等地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不过河西走廊上，却有些地方要加强。从与宁夏河西交界的红水县到武威之间的长城段，由教纵负责。四纵担负从武威西部到肃州之间长城段防务，以及肃州以西对诸马的作战任务。”
河西走廊东起永登、古浪一带的乌鞘岭，西到玉门关，全长有900多公里，尽管放上四纵、教纵共计5万兵力，可要是全线分摊下来，还是显得有些薄弱。
赵振中盯着沙盘又看了一会儿，开口问道：“陈致远，高台以西的各县，现在还有多少民众？”
陈致远稍一思索，便回道：“经过两次大地震，多次余震后，高台以西的民众已基本上撤到河西走廊东部或者其他地区安置，现在那边剩下的总共不过4、5万人。再就是我们纵队在玉门、鼎新、金塔、肃州等地有6千多驻军。”
在去年12月25日发生一次大地震后，今年1月17日又发生了一次大震，其后又连续发生多次程度不同的余震。因为余震不断，原本重建家园的打算也只得停下，受灾区域的民众也转移到他方安置。
“既然这样，那尽快动员剩余的几万民众转移到其他区域安置。在秋收后坚壁清野，放弃高台以西的各县，将防线收缩到高台，利用高台与肃州之间的河流、丘陵阻击敌军。”赵振中决定道，“将那片地震后的废墟布上大量地雷后，交给诸马去头疼。另外，你部要多注意下甘州北部大盘道口，防止敌军从那里袭取甘州。”
赵振中的这个决定正合陈致远的心思，与其延长自己的补给线去和敌人争夺现在没有多少价值的地震废墟，那还不如收缩防线来得好。
“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赵振中放下手中的细木棍，看着眼前的众人笑道，“至于拟订详细的作战方案，以及各部间的配合问题，由你们一起商量解决。形成具体方案后，报送给我就是了。”
众人里面，不算赵振中，共有张明瑞、周昊、杨天明等6位军委委员，拟订有关作战方案不成问题。何况，将来在座的众人都要独当一面，一味依赖赵振中拿主意可不行。
两天后，一份经过几次争论并经众人沙盘推演后的作战方案送到了赵振中面前。赵振中看后，对有关后勤物资补充以及炮纵的使用上又提了几点补充意见，便下发到各纵队，让大家遵照执行。
随后，赵振中又就有关事项叮嘱了众人一番，便悄然离开西北根据地，暗中返回了保德。接着，又再次到了青岛，与等在那里的周恬、伍秉义一起登船去往南洋。
此前赵振中声称要去南洋并非随口乱说，而是确实要去南洋就有关事项和致公党方面洽商，只不过他在真正出发前玩了个花招，去安排了下西北根据地的事情罢了。
经过近4年时间准备，致公党方面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准备着手发动南洋复国一事。不过，在发动前，陈炯明等人却想听听赵振中的意见。
在原本历史上，陈炯明因长期生活窘迫，在香港困顿一隅，最终于33年9月份因病去世。但现在，因赵振中等人的出现，特别是华美公司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赵振中所提出的南洋立国的目标，都让陈炯明等一干南京当局眼中的“叛徒”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现在的陈炯明虽然已经56岁了，但心中有了新的目标，精力实在不比年轻人差。
赵振中、周恬等人于8月21日乘船奔赴新加坡，而此时赵振中与张明瑞所说的变数则在其后不久就开始发挥作用。
8月23日，从保德南面的兴县黑峪口至离石县的柳林镇一带，200多公里长的黄河河堤决口。沿黄各县顿成泽国。民众逃上屋顶、树梢、山坡避难，有逃避不及的，都被洪水冲走。太原、祁县、太谷、文水、汾阳、洪洞、武乡等县，也因黄河水漫溢，相继成灾。
眼看太原城都要受灾，阎锡山再顾不得别的，忙着调集人员四下堵水。
而此后不久，作为另一变数的同盟军，也土崩瓦解，方振武、吉鸿昌也一度分道扬镳。
在冯玉祥离开后，面对逼近多伦的伪军李守信部，方振武、吉鸿昌两人率领剩余的5万多抗日同盟军于8月15日夜间，不战而退，弃守多伦。
16日，尽管方振武宣布接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可剩余的同盟军见部队不战而退，此前喊得最响亮的冯玉祥又早早溜走，各路人马也不愿再买方振武的帐，各本前程。
其中大部人马被宋哲元、商震所收编，而王英等土匪武装则投靠了日军，成为后来的大汉义军，部分蒙古族武装也投靠日军，成为伪蒙古**队。
8月24日，此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势力终于正式出面，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公开**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身份，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由柯庆施、吉鸿昌、张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同时决定部队西开商都，然后出归绥，再南下蔚县，实现上海中央意图，即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建立新苏区。
但由于方振武不愿意和**合作，方、吉两部共约15000人的部队于8月26日分道扬镳。
不过，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原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未果，反而在赵承绶部的拦截下，又有部分人马投靠了对方。吉鸿昌无奈，只得率部回去找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北平。
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两人把抗日同盟军改成了讨蒋联军，要求所部攻下北平，讨伐蒋贼。
原本当局对高举抗日大旗的同盟军还有些顾虑，但在该部转而讨蒋之后，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已经有了将其消灭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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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西进击（三）（）
当吉鸿昌、方振武等人打起讨蒋联军的大旗，并提出“攻下北平，讨伐蒋贼”、“打到北平吃月饼”的口号时，原本由同盟军而带来的抗日色彩已经完全消失，这支部队已转变成了挑起内战的武装。
此前，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虽然派出军队在察哈尔附近集结，对方、吉两部加以威慑，但因对方打着抗日大旗，加上回到察哈尔的宋哲元和方、吉等人又有着西北军共事的情分，因而尽管大军云集，但这些当局的部队并未向抗日同盟军开过一枪
而现在，吉鸿昌部队中的**势力已公然活动，方振武部与其重新联合后又抛弃了同盟军的抗日大旗，变成了讨蒋联军，聚集在察哈尔及平津等地并听命于南京当局的各路大军自然不会再对方、吉等部留情。
当9月21日，方、吉所部近万兵力进占怀柔、密云，引发日军再次出兵的动向时，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已下决心要解决掉这支部队。
而在日军武力恫吓下，以前高举抗日旗帜的方、吉两部却按照日军限定的时间，在3日内撤离了怀柔、密云，不敢真个与日军相抗。实际上，在抗日同盟军拿下多伦的鼎盛时期，也一直是与伪军在作战，并未同日军发生过任何直接战斗。
眼见北平方面调兵遣将，即将形成对方、吉两部的合围，10月2日，就在方、吉两部联合土匪王英部攻击昌平的时候，**前委书记柯庆施见势不妙，以到北平向上级汇报工作为由，私自离开了讨蒋联军。
随后，讨蒋联军又经过与当局部队的几番作战，走投无路下，方、吉两人被迫派人去北平求和。最终，吉鸿昌逃亡天津法租界，方振武逃亡香港，而其残部则被商震的32军所收编。由抗日同盟军转为讨蒋联军，前后不到半年时间，这支队伍就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下烟消云散。
就在讨蒋联军走到末路的时候，10月12日，由杨虎城出任剿匪总指挥，孙殿英、马鸿逵为副总指挥的各路大军开始从几个方向上对人民军发起第三次围剿。
按照青马、宁马和孙殿英等人的意思，早就应该开打了，可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作战方略上产生的分歧，一直拖到10月中旬，战斗才打响。
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协调进剿“民匪”，老蒋曾派时任军委会训练总监的朱培德和参谋次长葛敬恩一同前往西安了解具体情况，才最终达成妥协，确定了眼下“南北对进，东西合击”的作战方略。
导致南京和西安之间争执的源头，却是胡宗南于8月份就围剿“民匪”一事而给老蒋去的一份作战建议案。
胡宗南自从将张国焘部撵到四川后，便在陕南南郑与陇南、川北交界地带驻扎下来。作为中央军伸入到西北并窥视西南的一颗钉子，胡宗南自然思量着如何早日完成校长的嘱托，将西北、西南几省纳入中央直接掌控中，因而也对占据甘、宁、青三省的“民匪”密切关注起来。
在分析了此前杨虎城等人两次围剿“民匪”的作战过程，并派人到邻近的鲁大昌、马青苑两部了解过详细情况，又从远处探察过陇南三县人民军的阵地后，胡宗南得出结论：此前的作战方略有问题，要想剿灭“民匪”决不能再照这个样子打
此前杨虎城等人从多个方向围攻人民军，看上去声势不小，可实际上由于兵力分散，又相隔遥远，根本就达不到彼此呼应的效果。胡宗南对这种方略的评价是：大而无当
要说胡宗南也确实有傲人的资本，从加入黄埔后，两次东征、两次北伐，其后又与桂系、西北军、晋绥系等长年作战，已经成为黄埔学生中的领军人物。就是在与**势力交锋中，胡宗南第一师也是战果最为突出的一支部队。种种经历，也使胡宗南形成了超越同侪的军事素养。
胡宗南认为，打仗就是要发挥己方优势，要选择兵力容易展开的并且突击得手后容易扩大战果的地方加大攻击力度。综合在各处的布防情况来看，宁夏河西有黄河和贺兰山，陇东有桥山和子午岭，陇南地势复杂又有西汉水、岷峨山等险要，青海及河西走廊也有高山大河相阻，这些地方都易守难攻，实在不是用兵的好所在。
但在陕北与宁夏河东交界的地方，既无高山大河相阻，又地势相对平坦，只要突破人民军防线后，就是宁夏河东平原，这实在是用兵的好地方。
只要攻入宁夏河东，向西可过河侧击宁夏平原，震动“民匪”宁夏河西防线，并与其他攻击部队配合，全面恢复宁夏；还可向东攻击陇东，进而与其他部队配合一举解决甘陇问题；就是向南也可越过屈吴山攻击靖远、兰州等甘肃腹心之地。而只要解决了宁夏以及甘陇等地，解决青海、河西走廊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剿灭“民匪”的重点应该是从陕北进攻宁夏河东地区
何况，眼下“民匪”占据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广大区域，若是还用“围剿”的作战方式，至少要调集百万大军，但眼下对**的围剿正在进行，国内根本就筹措不起另外一个百万大军来。因此，应变“围剿”为重点“进剿”。攻破一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