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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薛德音的推测，远征高丽应该是一场阴谋，而阴谋的发动者应该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贵族。
皇帝远征高丽的理由，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巡视北疆边地，在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里碰到了高丽使臣，认为境外诸虏的结盟不利于中土安全，随即修筑和加固北方长城，又于大业五年西征吐谷浑，遏制了西土诸虏对中土的威胁，接着便在大业八年的正月发动了第一次东征。
东征高丽的理由很荒谬。高丽太小，实力太弱，它对中土的威胁与突厥人根本没有可比性，与吐谷浑人也无法相提并论，就算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应该找突厥人做对手，而不是找高丽人。
其次，像东征这种战略的大决策，不可能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就算皇帝要打高丽，假如中枢重臣、台阁大员一致反对，皇帝也只有放弃，而这种对抗必定打击皇帝的威信，所以不管是皇帝，还是中枢大臣，在拟制国策的时候，都非常谨慎，反复论证，兼顾各方面利益，最大程度缓和矛盾，确保国策顺利实施。以当前朝堂来说，君臣矛盾激烈，各权贵利益集团矛盾激烈，国策的拟制和实施尤其困难，东征策略的出台，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再次，皇帝一直在进行官制、军制、财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大环境，唯有如此，皇帝和改革派才能击败保守派，压制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皇帝和改革派绝不会轻易发动对外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皇帝先是西征，接着东征，从西打到东，不惜穷竭国力，这是为什么？难道皇帝和改革派大臣都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人？都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和判断力？当然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一个，国内的矛盾太激烈了，而缓和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进行对外战争。
什么矛盾如此激烈？修长城吗？长城自战国、秦汉以来就存在，修修补补而已，皇帝不过在长城东西两端的空缺处加了两小段，工程量不值一提。修运河吗？河北永济渠本来是黄河故道，河南通济渠早在秦汉就是连接黄河和长江的水道，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山阳渎早在春秋吴国时就存在了，至于连接长江和杭州钱塘江的江南河也是一样，春秋吴国时就存在了，秦始皇时期又进行了开凿，这条水道一直畅通至今。皇帝所做的就是把这四条水道加宽加固，工程量也是不值一提，对百姓根本造不成伤害。
无疑，矛盾来自统治阶层内部，来自权贵阶层之间的斗争，来自对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激烈争夺。这个矛盾早在宇文氏的北周就存在了，很尖锐，甚至引发了历史的第二次灭佛毁道，结果矛盾激化，宇文氏的北周在击败高氏齐国，在统一大河流域，在夯实了中土统一的基础之后，竟然不可思议的轰然倾覆。
先帝建隋，这个矛盾同样激烈，但好在还有中土一统，而中土一统所带来的权力和财富可以暂时满足权贵阶层的庞大胃口。先帝后期，这个矛盾再度激烈，最终导致了太子杨勇的废黜大案。名义这是皇储之争，实际就是执政理念的冲突，国策的冲突，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冲突。今继承大统，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旗帜鲜明地向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发动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矛盾激化了，于是西征出现了，东征再继续，接着东征百万雄师毁于旦夕之间，皇帝和改革派就此坠入陷阱，面临万劫不复之危机。
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秦始皇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秦帝国灭亡了，他败了，胜利者可以肆意污蔑。当朝皇帝也是一样，假如他败了，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将来都是他的罪孽。皇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出现，于是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判断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二次东征。
谁是第一个提出东征高丽之人？是在什么形势下提出东征高丽？东征高丽的策略是形成于大业三年的巡视北疆边地，还是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吐谷浑之后？西征吐谷浑的真正目的，到底是开疆拓土建立武功，还是为远征高丽做准备？
这件事薛世雄知道，薛德音也知道，东征高丽的策略是在财经制度改革之后，是在保守派中坚人物薛道衡被缢杀之后，是在皇帝和改革派大臣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之后。大业四年公元60年皇帝下令修缮北疆长城，开凿永济渠，其目的不是打高丽，而是加强北疆镇戍力量，一边加固防御，一边利用水道给北疆源源不断的运送军队和粮草，以防止已经休养生息近十年的北方诸虏再一次联合起来，南下侵掠。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皇帝南下江都，一路巡视，亲自督察财经制度的实施。可以想像，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各种改革深入下去，几年十几年之后，世家权贵，不管是关陇贵族还是山东江左世家，其权力和财富都将遭到致命打击。改革派和保守派，豪门权贵和寒门新贵，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谁第一个提出来东征高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东征高丽这种明显错误的国策为何能得到中枢大臣的支持，为何赢得了台阁官僚们的一致赞同？假如这一策略是保守派拿出来的，那么改革派为何不予以坚决反对？假如这一策略是改革派提出来的，那他们在明知改革需要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倾尽国力远征一个蛮荒小国？
至于第一次东征的失败，更是荒谬到了极致。十二个军，一百一十三万将士，九道齐头并进，水陆夹攻，南北夹击，打一个总人口只有几十万的高丽小国，竟然打败了，而且还是在气候最适宜进攻的时候，更匪夷所思的是，阵亡将士的数量竟然高达三十万，都快赶高丽小国的总人口了。这是皇帝指挥失误的责任？这是中枢制定的攻击计策的错误？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一场由权贵们导演的以伤害无辜将士的性命来打击皇帝和改革派，试图牢牢控制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血腥阴谋。
以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不但会必然失败，而且在皇帝和改革派遭到重大打击，威信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国内局势必然掀起惊涛骇浪。
皇帝和改革派大臣难道不知道？难道连这种最基本的预见和警觉都没有？当然不是，皇帝和改革派愤怒了，他们要下手杀人了。
建立骁果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骁果军是禁卫军，禁卫军是内卫，内卫掌宿卫侍从。皇帝已经意识到危险，并以建立骁果军来警告居心叵测者，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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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音的分析和判断让薛世雄陷入了沉思。
老帅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伽蓝正在想着如何进一步说服薛世雄，就看到薛世雄冲着他挥了挥手，示意他退出大帐。伽蓝看了薛德音一眼。薛德音看去很颓丧，低头不语。伽蓝躬身致礼，缓缓退出。
帐内就剩下薛世雄和薛德音。
“元弘嗣是否派人到灵武和朔方一带截查伽蓝的这支马军团？”
薛德音摇头。
“这么说，元弘嗣相信你已经死了？”
薛德音还是摇头。
“在你看来，楼观道和陇西李氏、关中长孙氏为何放过你？伽蓝用什么条件换回了你这条性命？”
“伽蓝推断，今夏或者今秋，楚公要发动叛乱。”薛德音说道，“以某的估计，伽蓝把他的判断当作某提供的消息，卖给了他们。”
薛世雄的眉头皱得很深，老脸露出惊诧之色，“他很肯定？”
“某认为，他的这个判断应该来自于裴侍郎。”
“所以你毅然随他来到了临朔宫，认为这里很安全，是不是？”薛世雄摇摇头，叹道，“元弘嗣不会相信你死了。陛下身边肯定有他们的人，伽蓝会成为追杀的目标，你也难逃一死。”
“裴侍郎既然知道他们可能举兵叛乱，岂会任由他们杀了伽蓝？”
“伽蓝早就失去了价值，早在伊吾道一战后，他就失去了价值。”
薛德音目露惊色，“这是真的？裴侍郎已经抛弃了伽蓝？裴侍郎不知道这件事？那伽蓝又如何得知这等机密？”
“如果没有你的介入，伽蓝来此不可能重新得到裴侍郎的认可。”薛世雄慢条斯道，“但你来了，伽蓝掌握了惊天秘密，他必能得到裴侍郎的认可。”
薛德音蓦然想到什么，暗自惊骇，“你是说，伽蓝的消息来自陇西李氏，或者来自楼观道？”
薛世雄缓缓点头，“陇西李氏，关中长孙氏，当年都是太子一党。”停了片刻，薛世雄又补了一句，一语双关，“你和你父亲当年与太子过从甚密，也是太子一党。”
薛德音暗自吃惊。当年父亲与杨素交好，自己与杨玄感关系莫逆，正是因为这种便利，暗中为太子蓄积力量，谁知太子还是惨遭废黜，太子一党惨遭打击，同样是因为与杨氏关系好，父子两人逃过了一劫，不过与皇帝的仇怨也就此结下了。参加杨玄感的叛乱谋划，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某种程度，换一个皇帝，肯定对薛家有利。薛世雄的这句暗示，表明他知道自己的隐秘，怀疑自己到辽东是别有目的。事实，自己到辽东来，的确别有目的。
“弘农杨氏倒了，太子余党也未必能赢得陛下的信任。”
“弘农杨氏不会倒。”薛世雄说道，“八百余年的簪缨世家，岂会一夜间灰飞烟灭？倒塌的不过是杨素一系。”
薛德音不得不佩服薛世雄，这个老家伙目光如炬，果然厉害。这场风暴假如刮起来，目标肯定是杨素一系，是杨素死后留在权力场的庞大的军政两届的门生故旧。杨素执掌中枢将近二十年，深得先帝信任，又帮助今夺取了帝位，他死后留下来的权利遗产极其惊人。杨玄感之所以敢于谋划叛乱，就是因为自身实力强悍。今日中枢的激烈矛盾，很大一部分源自太子余党和杨素一系联手对抗皇帝和改革派，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关陇贵族，正是皇帝和改革派要打击的对象。
太子余党要做“渔翁”，要挑起皇帝和杨素一系的自相残杀，再往深处延伸，以太子余党与皇帝、与杨素一系的深重仇怨，可能早就开始谋划了。皇帝谁都可以做，只要高踞位的皇帝能把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大权交给世家权贵，那一切都好说。
薛德音把前前后后梳理了一遍，心里已有计较，“你相信伽蓝的判断？”
“他是个天才。”薛世雄笑道，“当年在西土，不管是裴侍郎还是某，都对他超凡的才能赞叹不已。其实这件事也很简单，你知道了‘因’，还推测不出‘果’？”
薛德音思索良久，问道，“计将何出？”
“伽蓝送给某一份重礼，某当然笑纳。”薛世雄望着薛德音，郑重其事地说道，“只是，某能否拿到这份重礼，还需要你的帮助。”
薛德音躬身为礼，“敢不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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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帐中，薛家兄弟和伽蓝也在开怀畅谈，他们谈论的是骁果军。
“事情比你想像的要复杂。”薛万均说道，“虽然你因陛下钦点而来，却未必能加入骁果军。”
“愿闻其详。”
今继承大统后，为进一步集中军权，遏制和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对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