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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昌公、左候卫将军李子雄此刻应该在东莱，正随同水军统帅来护儿准备渡海东进，攻打高句丽。朝散大夫、著作佐郎王胄和建节尉、秘书学士虞绰，此刻应该在辽东，正陪侍于皇帝身边随军东征。
依预定谋划，李子雄要在东莱举旗，诛杀水军正副统帅来护儿和周法尚，然后率军攻击东都，而王胄和虞绰要配合兵部侍郎斛斯政、左翊卫将军赵元淑，拿下临朔宫和临渝宫，切断远征军粮道，以临渝关之险阻御皇帝和远征军回师中原，给兵变赢得足够时间。现在他们突然出现在黎阳，只能说明一件事，谋划败露了，形势正在急剧恶化。
果如李密所猜，兵变暴露了。
李子雄在东莱参加军议的时候，被来护儿下令拘捕，并急送辽东。李子雄的家将、亲卫们在某些将领们的特意“关照”下逃离东莱，于途中成功救出李子雄，然后急速逃到黎阳。
王胄和虞绰则是接到了斛斯政的报警，与杨玄纵、杨万石火速逃离辽东。途中屡遭追捕，杨万石不幸陷没于高阳。
斛斯政现在处境如何，不得而知，但正是身处中枢的斛斯政率先发现谋划暴露，而起因就是皇帝突下密诏，命唐国公、卫尉少卿李渊日夜兼程赶赴弘化出任留守一职，统率西北军，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皇帝为什么要突然解除元弘嗣的职务？原因不言自明。斛斯政与黎阳始终保持联系，他肯定要向黎阳报警，但杨玄感却未曾接到斛斯政的密信，由此可以推测，斛斯政已经暴露，并处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他给黎阳的密信都被阻截了。
举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虽然预定时间是六月底七月初，是远征军水陆两路大军深入高句丽甚至已经兵临平壤城下之时，是兵变最佳时机，但如今兵变一事暴露了，而皇帝和中枢蓄意隐瞒，显然是想给远征军赢得更多攻击时间，以便攻克平壤。只要东征胜利，只要维持了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那么接下来即便延误了平叛时间，即便帝国局势极度恶化，皇帝和中枢也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力挽狂澜，所以，现在对黎阳来说，根本没有选择，只有即刻举旗，只有即刻切断远征军粮道，只有即刻拿下东都，然后与皇帝和远征军决战于河北，隔大河而对峙，殊死一搏。
这个结果是杨玄感和李密等人早就预料到的，也是竭尽全力试图避免的，对兵变来说最为不利的一种局面。两个人对弈，一个人知己知彼，掌控全局，另一个人则完全陷入被动，唯一逆转形势的机会就是切断粮道，陷远征军于绝境，置东征于败局，摧毁皇帝和中枢的威信。但这一做法也把兵变者置于众叛亲离之险境，因为辽东战场上集结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地的贵族和军队，皇帝、行宫和远征军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到了三大贵族集团的利益，在形势没有明朗化之前，在兵变者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之前，三大贵族集团都不敢一面倒的支持杨玄感，以免远征战场上的己方势力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
于是，东都就成为博弈的关键点，只要杨玄感拿下东都，与云集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继而新建帝国皇帝，新建中枢，颁布一系列可以赢得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支持的新国策，那么他在这场博弈中就建立了绝对优势，接下来远征军必然倒戈，老皇帝和以改革派核心的老中枢必将成为历史。
因此，此刻兵变者商讨的重点已经不是何时举旗，举旗后实施何种攻击策略，而是如何再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以便尽快赢得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的一致支持。
这正是李密此趟北上魏郡，与独孤震和赵郡李氏商讨的重点。他在魏郡未能拿出办法来赢得独孤震和赵郡李氏的支持。同样在这座大帐里，杨玄感也没有办法统一兵变者的立场和观点，甚至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这个核心策略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首先就是帝国的国策。兵变的目的当然是否决今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那么，否决了今上的改革策略，否决了大业年间所实施的一系列国策，新的国策又是什么？是退回到帝国统一之前的门阀士族政治，还是维持先帝在开皇年间所实施的有限度的中央集权？
杨玄感是皇族的分支，是既得利益的汉族大世家大权贵，他理所当然坚持中央集权制，坚持开皇之策。
然而，大业之策实际上就是开皇之策的延续。先帝的改革已经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今上即位之后，矛盾愈发深重，并有爆发之势，所以当时在国策上有保守和激进之争。保守者建议，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适当延缓、暂停甚至倒退一下改革步伐，其实就是向贵族集团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杨素，而激进者则认为，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才能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持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就是今上。
今日帝国的根本矛盾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制度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根本性区别，所以开皇之策也好，大业之策也好，都是固守门阀士族政治的贵族集团所坚决反对的。杨玄感掀起了一场风暴，却只想解决表层问题，这当然得不到贵族集团的支持。
李密直言不讳，直指要害，建议在否决大业之策的基础上，颠覆开皇策略，不但停止改革，更要倒退，虽然高举的大旗依旧是中央集权，但其核心却是门阀士族政治，以维护贵族集团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帝国贵族集团的支持，顺利拿下东都，并在与皇帝的对决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李密的这一建议遭到了杨氏兄弟和孔颖达的坚决反对，因为维护贵族集团利益，实际上就是维护关陇贵族集团利益。关陇贵族集团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一旦得到巩固，必会加大对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遏制和打击。肉就那么大一块，你吃多了，别人自然吃少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整个开皇年间，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都被牢牢压制，直到今上继位，这一政治格局才被打破。
可以想像，假如杨玄感在政治上坚决实施开皇之策，的确是可以赢得相当一部分关陇贵族的支持，但必然会遭到大部分山东和江左贵族的对抗。
此次兵变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更要赢得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假如在对峙的过程中，皇帝把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全部拉到自己旗下，以山东和江左之力对抗关陇，杨玄感的胜算还能剩下多少？
争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国策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事实上是各贵族集团之间的妥协，尤其在皇权不振的情况下，国策走向实际上完全控制在贵族集团手中，此事真正的争论**是在拿下东都之后。
于是讨论的核心转向皇权，转向了皇统。帝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兵变，根源还在皇权的强大上，在皇统选择的错误上。皇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中央集权制，而皇统选择的错误却源于杨素。正是杨素对今上的坚决支持，才让今上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今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不得不改正这一错误，把今上拉下皇帝的宝座，重新选择皇统。皇统选择正确了，强大的皇权才不会失去控制，才不会把帝国推向崩溃的深渊。
李密把魏郡之行详细告之，并做了分析和推衍，但没有结果。
从大局来说，皇统的最佳继承人理所当然是越王杨侗，但变数却在崔氏。虽然崔氏承担了辅佐越王杨侗的重任，但这或许是皇帝的权谋之术，其用意正是要增加叛乱者和崔氏在皇统选择上的难度。
从关陇贵族的立场来说，支持越王杨侗或者代王杨侑都可以，他们都是元德太子的庶出子嗣，在律法或者道统上平等，机会均等。元德太子废黜了自己的崔氏王妃，所以没有嫡系子嗣。燕王杨倓也不过就是庶出长子而已，并不具备皇统继承上的唯一性。
现在的问题是，推翻了今上，今上一脉是否还具备皇统继承的唯一性？
当然不具备，因为要推翻今上，所以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实际上并不是最合适的皇帝人选，考虑到血脉上的原因，存在着秋后算帐的危险，所以，最合适的皇帝人选应该在先帝的皇孙中挑选。
废太子杨勇的子嗣都被今上杀了。蜀王杨秀和汉王杨谅“声名狼藉”，如今都被囚禁在皇帝身边，并累及子孙。唯有秦王杨俊因为死得早，子嗣无恙，而其嫡子秦王杨浩还是崔氏王妃所出，因此，对于山东贵族集团来说，此子才是最合适的皇统继承人。
但是，关陇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对山东贵族集团有利的皇统继承人坐上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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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九章 兵变的核心问题
第一百六十九章兵变的核心问题——
第一百六十九章兵变的核心问题
李密在安阳的时候，面对独孤震悲伤的眼睛，不但没有拿出任何妥善的策略，甚至连一句安慰性的、模棱两可的应对之辞都没有。
李密固然是失望离去，独孤震又何尝不是黯然魂伤？他放下高贵的自尊，以妥协之态与后进晚辈共商大计，最终却遭拒绝。
未来是什么？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以李密为首的曾饱受先帝和今上两次重击的“太子党”，还有以元弘嗣、斛斯政为首的保守派鲜卑贵族，是否稳操胜券？假若他们失败了，后果之惨痛，做为同为关陇贵族的以武川系为首的政治上的“中间派”们，也会痛心疾首。关陇贵族的保守派都被风暴席卷而去，关陇贵族集团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实力骤降，这对帝国政局和中土稳定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恶果。
在这场风暴中，风暴的发动者本质上是要维护关陇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所以只要策略正确，保守派肯定可以与“中间派”联手合作。这也是独孤震所期待的，毕竟在政局失控之后，更换皇统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兵戈相见、自相残杀乃至陷入惨烈内战所造成的损失。
历朝历代的政变，相当一部分是在“平稳”中度过的，甚至没有载入史册。主谋者智慧超群，又实施了正确的策略，于是老皇帝突崩，新皇帝继位，一切都按部就班，看不出任何政变的迹象。今日局势下，杨玄感显然做不到这一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唯有暴力政变，但暴力政变同样可以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目的，杨玄感就是这样谋划的，也是这样期待的，然而，事实很残酷。
今上是杨素拥戴上位的，杨玄感即便要推翻今上，但不能否决自家大人杨素当初在皇统一事上的决策，否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杨玄感极力支持越王杨侗继承皇统。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把“秋后算帐”的危险性彻底铲除，为此必须牢牢控制皇统，掣肘皇权，必要的时候甚至再一次更换皇统，因此在皇统的选择权上，杨玄感至死不会相让。
然而，代王杨侑的母系家族是关中本土第一大族韦氏，韦氏在关陇贵族集团中的份量非常重，如果韦氏不同意杨玄感在皇统继承人上的选择，那么无疑，杨玄感极有可能失去西京方面的支持和响应。
从独孤震的立场来说，他可能更偏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