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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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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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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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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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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