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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
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
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
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
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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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呆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年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干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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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魏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混混的幸福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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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
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为了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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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