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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旷、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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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旷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
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迷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
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得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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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辞，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各地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大致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两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了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旷，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订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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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社科院教授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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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呆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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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制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书，要为父亲魏大中伸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书，为父亲杨涟伸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书，为父亲周顺昌伸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上书，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怵，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合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慨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