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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痴儿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儿曹相鞭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满地。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
从群儿相鞭为戏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视为儿戏，角度新颖，讽刺也算得上辛辣。但进一步说，“群儿鞭笞学官府”这一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现象，其实本身可以透视出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作者急于转到传统的政治批评主题上，而把这一现象仅仅作为儿童的天真游戏看待了。所以说，即使在这首写得较有特色的诗中，仍然可以看出观念化的写作态度对诗歌的破坏。
在苏门诗人中，黄庭坚的情况与上述诸人不同。他虽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却又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诗史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的父亲黄庶是一位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也擅长写诗，他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孙觉和第二个妻子的父亲谢师厚也都是诗人，这种环境造就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于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小官和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的诗受到苏轼的赏识，政治观点也与苏轼相近，仕途生涯因而与新旧党之争纠结在一起。哲宗初年高太后执政废新法时，他被召入京，曾参与修史及贡举方面的工作；哲宗亲政驱逐旧党时，他也被贬斥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哲宗去世后他曾一度起复，但很快又被贬到远在今广西境内的宜州，后来死在那里。有《山谷集》。
黄庭坚与苏轼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学观方面，他却不赞同苏轼那种相对纵恣的表现，而常常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他曾自述文学创作的历程并教导外甥洪驹父：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答洪驹父书》）
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他又专门谈到：“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他还批评因诗中“发为讪谤侵陵”，而导致“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些迂腐陈旧的谈论，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心苦楚。北宋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早在熙宁年间，苏轼就因有在诗文中讥讽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审，险些丧命，而黄庭坚也牵连在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到了绍圣年间，黄庭坚在新旧党之争中再度以所谓修《神宗实录》多诬的罪名被贬，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谨慎小心。前列《答洪驹父书》专门提出以“绍圣”为界，就是关连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黄庭坚晚年还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人告发涉嫌诽谤，而流放宜州。所以说，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黄庭坚来说，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这种态度使得黄庭坚诗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也较少就个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直接的抗争，在抒发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来写，而不涉及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的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还是以各种间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黄庭坚的《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有“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二句，他自己的诗歌，也往往透过那种奇峭的风格，来表现情绪的跃动。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语言形式与抒情需要的关系。
当然，黄庭坚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抒情的需要，也有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作出新的创造的考虑。宋诗到黄庭坚时，已有许多新的发展。但在前辈和同代的著名诗人中，像梅尧臣、欧阳修的或是平淡流贯或是极端散文化的风格，实际上黄庭坚是不喜欢的；苏轼的诗以才气为胜、不主一格，又非一般人所能模仿。而且以前各家，没有人在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技巧方面提出一套可供效行的方法。黄庭坚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通过汲取杜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长处，并在自己的立场上总结前人的得失，逐渐形成了他的诗歌风格。而且，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翕然相从。
首先，黄庭坚主张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他认为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又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并认为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的主要原因是“读书未破万卷”（《跋书柳子厚诗》）。多读书的目的，是积累古人的“佳句善字”，以备检用。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论。
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意：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对于上述理论的理解，必须和黄庭坚所强调的在语言上去陈反俗的理论结合起来看。就是说，他虽然重视运用书本材料，却强烈反对袭用前人的陈辞滥调。所以，过去诗歌中习见的语汇、意象，在黄庭坚诗里反而是少见的。他用典，喜欢从一些冷僻的书籍中引用；如果是人们熟悉的，他则尽量用得出人意料。譬如《弈棋呈任公渐》中“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二句，前句是用《南史》所载湘东王萧绎盲一目而对此尤为忌讳的故事，说棋盘上有一块棋仅一眼，死而心甘；后句转折，用《史记》中刘邦、项羽以鸿沟为界相持不下的故事，说虽死了一块棋，大局尚未定胜负，犹可支撑争战，都用得很新颖妥切。再有《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出于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倾国倾城”这样无人不晓的成语，用得极有新鲜感。
黄庭坚的上述主张和实践，进一步推进了宋诗偏重知性、“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它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如多用典故和古语，多用奇字，容易使诗意晦涩；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弄得不好，也很可能对前人的模拟乃至剽窃。但它也有一些长处，不仅运用典故、古语可以扩大语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语和一般辞汇在内的力避陈俗、翻奇出新的运用方法，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总之，要看如何恰当地处理。
以上所涉及的，主要是语汇或语言材料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黄庭坚对诗的句法和结构，也有很深的讲究。在句法方面，黄庭坚喜欢多用拗句，这是从杜甫那里学来的，但杜甫还只是偶一为之，黄庭坚则用得很普遍，形成他的特色。
所谓“拗句”，主要在格律诗体中把一句或一联的平仄加以改变，与此同时，也把诗句的语序组织加以改变，使音节和文气不顺畅，这样就有意造成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效果，犹如书法中生硬屈折的线条，给人的奇峭倔强的感觉。如“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自”字应平而仄，“多”字应仄而平；“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皆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百”字应平而仄，“皆”字应仄而平，这一类句式在黄诗中经常出现。
《苕溪渔隐丛话》引《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还有像“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平仄虽然合规矩，但“一——三——三”的音步节奏也是很奇兀的。而在全诗的结构上，黄庭坚也多有奇变，有时跳跃，有时反折，很少一路连绵衔接而成的。以往宋诗多有平易流畅、意脉连贯的特点，而黄庭坚有意走一条与之相背的道路。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黄庭坚的诗以讲究法度、刻意求深求异的写作方法，和生新瘦硬的风格为主要特点，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下面是他的《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一二句表面看来很平常，实际暗用了《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的典故，和衡山回雁峰雁不南飞的故事。三、四句不仅和一、二句之间有跳脱，而且二句之间也有跳脱，只是意义并不含糊。这二句完全用习见的辞汇构成，但组成对句以后却很新鲜；句中不用动词系连，纯粹以名词性意象对映，在一寒一暖的景象中写出往年相聚的快乐和别后的孤单。五、六句再转写黄几复的处境，先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家徒四壁立”的典故写他的贫寒，再反用《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的成语，感叹他久沉下僚。这两句的声律都是“拗”的，尤其前句二平五仄，给人以逼促之感。最后再借想象描绘一幅凄凉图景，并暗用了李贺《南园》“文章何处哭秋风”的诗意，表现自己的不平。
黄庭坚诗的一些基本特点，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来。
黄庭坚诗的主要弊病，就是常常有语言过分艰奥、句法和章法过分生硬的情况，这不仅在理解上造成困难，而且在审美感受上也带来一种压抑和扭曲的感觉。所以苏轼一面称赞他的诗“格韵高绝”，一面又说这种诗读多了会令人“发风动气”（《东坡题跋》）。这虽带着玩笑的意味，却是说得很准确的。因为在黄庭坚的许多诗中，情绪的流动受到过多的阻遏。不过，他也有些诗是写得比较明白流畅的，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诗中表现了他的倔强性格，还有他的苦涩和沉痛，既保持着劲峭的风格，却并不晦涩。又如《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之一：
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
借了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禅旨的禅偈（《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写下自己对人生的感受。诗在浅易的辞句中包蕴着理趣，这显然是受了禅宗的影响。
从黄庭坚诗歌的总体情况来看，早期之作虽然在抒写人生感愤方面比较抑制，但那种特殊的声调、句法，还是能让人感受到被强行抑制的情绪在暗中起伏涌动，诗的形式成了特殊的抒情手段。到了晚年，他的许多诗写得随意了些，更有“老熟”的感觉，但感情的强度却进一步削弱了。如《病起荆州亭即事》十首之一：
翰墨场上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近人积水无鸥鹭，惟见归牛浮鼻过。
善于用典和喜用僻典如故（末句系从唐代很不出名的陈咏的诗句化出），心情也似乎有些无奈，但意境呈现为潇然淡远，虽久历灾厄、犹在困境，却绝无激动的成分。这种诗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