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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时代。与前代相较，元代文学的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虚构性文学的长足进展。杂剧和小说是其辉煌代表。自然，这局面并不是在元代突然出现的。以小说来说，宋、元之间就存在密切的联系。关于长篇小说，我们将在另一章中叙述，这里先对其中短篇小说——包括白话和文言两类——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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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宋、元说话及其话本的时代
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
三、讲史；四、合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①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又，张齐贤《洛阳摚鹁晌偶恰匪担骸坝刑父韪救搜钇r萝，善合生杂嘲。”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②。
①关于这五篇话本的时代考证，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本节下文凡涉及话本的时代问题而与通行说法有所不同的，除已注明者外，皆见此文。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
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①，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