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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王魁传》的王魁，原与妓女情深爱重，“对神痛誓，各表至诚”，桂英并在经济上给他很大的帮助。但他在中状元后，认为“吾科名若此，即登显要，今被一娼玷辱；况家有严君，必不能容”，“遂背其盟”。假如说，《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中的老尼姑要人为了爱情而“不得以富贵为计、父母为心”，那么，王魁恰恰“以富贵为计、父母为心”而背叛了爱情。桂英得知后，十分悲愤：“今王魁负我盟誓，必杀之而后已。然我妇人，吾当以死报之。“于是以刀自杀，而其鬼魂终于活捉了王魁。很明显，作者的同情完全在桂英一边。所以，此篇的故事内容虽与《苏小卿》等篇迥异，但基本倾向是一致的。
不过，在这些作品中把爱情地位提得最高的却是《云斋广录》中的《西蜀异遇》和《钱塘异梦》。《西蜀异遇》写书生李达道与孤妖宋媛恋爱。达道“爱其才而复思其色”，虽知她是妖怪，而且二郎神已给了他驱怪的灵符，他却“仰天而叹曰：“人之所悦者，不过色也。今睹媛之色，可谓悦人也深矣，安顾其他哉？……’遂毁其符而再与之合”。为了宋媛，他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这就把爱情放到了生命之上。同时，他把“色”作为男女爱情的基础，这与后来《牡丹亭》所说杜丽娘“慕色而亡”，可谓不谋而合。《钱塘异梦》写司马槱与女鬼苏小小在梦中恋爱。最后，司马槱暴亡，其灵魂与苏小小同乘画舫而去。他确实为爱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这样的死不但不显得可怕，反而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即意味着获得爱情比保持生命更为可爱。这与《西蜀异遇》的张扬爱情一脉相承。《四库提要》批评《云斋广录》“纯乎诲淫而已”，从封建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批评其实是正确的。
所以，以上七篇传奇在对爱情的态度问题上都可说是《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的继续与发展。
《梅妃传》写梅妃江采苹才色均佳，很受唐明皇宠爱。杨妃入宫，她逐渐失宠，终致被迁于上阳东宫。有一次明皇与她秘密在翠华西阁相会，为杨妃发觉，大闹了一场，此后就连这样的会见也不可得了。明皇密赐她珍珠一斛，她赋诗退还：“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安史之乱爆发，她为乱兵所杀。此篇中的梅妃，基本上是个温婉的、符合传统标准的女子；但她对杨妃仍然不能不妒忌，也不能做到逆来顺受。退还珍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作品显然是赞扬和同情梅妃——
包括她的退还珍珠的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道德要求妇女不妒忌的否定（妇女妒忌原是符合“七出”之条的恶德）。作者在篇末的议论中还公开批驳了那种认为杨贵妃和梅妃的悲惨结局“均其媢忌自取”的说法，而把灾祸的造成归咎于唐玄宗。所以，此篇与上述几篇写男女之情的作品都显示了南宋传奇中的新观念。
不过，在艺术特色上，《梅妃传》与另几篇却颇有不同。
它仍基本保持着唐传奇的传统，另几篇则进一步向通俗化的方向迈步。即使是出于较有名的文人之手的《摭青杂说》，也不乏“他在贼中常与人作方便”、“彼自姓贺，自与你范家子了无半毫相惹”之类的语言。描写也更趋于具体、细致；最突出的为《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如写张生与李氏私奔后，经过三年，贫困不堪，“一日，生谓李氏曰：‘我之父母，近闻知秀州，我欲一见，次第言之，迎尔归去，作成家之道。’李氏曰：‘子奔出已久，得罪父母，恐不见容。’生曰：‘父子之情，必不至绝我。’李氏曰：‘我恐子归而绝我。’生曰：
‘你与我异体同心，况情义绵密，忍可相负？稍乖诚信，天地不容。但约半月，必得再回。’李氏曰：‘子之身衣不盖形，何面见尊亲？’生曰：‘事至此，无奈何。’李氏发长委地，但之苦气①，密地剪一缕，货于市，得衣数件与生。乃泣曰：‘使子见父母，虽痛无恨。’生亦泣下，曰：‘我痛入骨髓。将何以报？’李氏曰：‘夫妻但愿偕老，何必言报？’”写对话如此繁富、细腻，并由此逐步深入地揭示人物的感情，这是在唐代、北宋的传奇中从未出现过的；即使与《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篇的对话相比，也自具特色。
①此两字原本如此，“苦”疑为“若”之误，“气”当亦为误字。此句原意大概是说，李氏保护其义发如保护其生命（或其他珍贵之物）。
总之，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的文言小说向“说话”倾斜的过程，既导致了若干背离礼教的成分和对个人要求、感情的某种程度的重视，也使文言小说的形式日趋通俗、描写日趋细致。《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等作品就是这样的过程的产物。而也正是由于遵循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在元代出现了文言小说的杰构《娇红记》。
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著录《娇红记》的是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和晃瑮《宝文堂书目》。前书卷六著录“《娇红记》二卷”，注云：“元儒邵庵虞伯生编辑，闽南三山明人赵元晖集览。”后书卷中“子杂部”亦著录此书。又，日本林秀一教授所藏明中叶刊本《（新锲校正评释）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署“元邵庵虞伯生编辑”①，与《百川书志》著录相同。
①见日本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38卷《娇红记》（1984年初版第10次印刷本）卷末伊藤漱平教授《娇红记·解说）。
其作者署名虽不可据，但明初李昌祺撰《剪灯余话》所收传奇《贾云华还魂记》写元末至正年间事，其男主人公房中已藏有《娇红记》，并出现了《娇红记》男、女主人公的姓名。
所以，它在元末当已流行。
虞伯生即虞集，为元代中期著名文人。而明代宣德十年（1435）丘汝乘为刘兑《金童玉女娇红记》（积德堂刊本）所作序，以《娇红记》为元清江宋梅洞所作，郑振铎氏以为丘说必有所据，故其校点本《娇红传》（即《娇红记》）署“元宋梅洞作”（见《世界文库》）。伊藤漱平氏已考出宋梅洞名远，为宋末元初人。按，《娇红记》中人物飞红曾“举古词一首”，“名《昼夜乐》”，其开头几句为“西川自古繁华地。正芳菲，景明媚”。此实与元代梁寅同一词牌的作品开头极其相似：
“秣陵犹忆豪华地。醉春风，花明媚。”又，梁词云“紫陌香生罗绮。夹十里秦淮笙歌市”，而“古词”有“弦歌声中，绮罗丛里”语；梁词云“油璧小轻车，间雕鞍金辔”，“古词”则说“杂遝香车宝骑”；梁词云“同游放浪多才子，诧酣饮、如高李”，“古词”则作“才子逞疏狂，不惜千金醉”。此两首不仅词牌相同，词句的依傍之迹也十分明显。同时，《娇红记》中其他词也常有取自现成作品的句子，如娇娘所作《一丛花》的结句“仔细思量，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即出于张先所作同一词牌的结句“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所以，《娇红记》的这一“古词”当以梁寅词为蓝本而改作。梁寅为元末人，《娇红记》当亦出于元末；说成宋梅洞或虞集作，均出于假托。梁寅与宋梅洞皆为今江西地区人，虞集自父亲一代起也居住在今江西地区，则此作品或出于江西人之手，是以被假托的作者既为江西地区人，实际的作者也对梁寅这样并不很有名的江西文人的词相当熟悉。
作品的情节是这样的：书生申纯至其舅父王通判处作客，见其表妹娇娘美艳非常，心生爱慕，而娇娘对他也很倾心。相处日久，彼此互诉情愫，终至私通。申生回家，由其父亲出面，请媒人至王家求亲。王通判以法令禁止表兄妹结婚为理由，坚决不许；其实，当时这法令形同虚设。这使申纯与娇娘都很痛苦，申生借故再至舅父处作客，与娇娘愈益缱绻。其后申纯考取进士，王通判也同意二人结合，但帅府的公子得知娇娘美丽，前来求亲，王通判又把娇娘许给了他。两人知事已无望，娇娘遂绝食，不久死去；申生亦自缢而亡。
在我国小说史上，《娇红记》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作品。
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的新的进展。
首先，《娇红记》不仅歌颂了青年男女的坚贞的爱情，而且写出了这种爱情的被扼杀。在这以前，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中的男方都并不坚贞，宋代小说如《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虽也赞扬爱情，但却未能写出这种爱情在当时的悲惨遭遇，给予他们以实际上不可能的美满的结局。《娇红记》一面对申纯、娇娘的爱情作了高度肯定，一面又真实地揭示了这种爱情的多灾多难和夭折的必然性。无论男女双方爱得多么热烈和坚定，但他们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们家长中有一个人不愿意，他们就不能结合。而且，社会上也还存在许多阻碍他们结合的因素。帅府公子看上了娇娘，王通判就对申纯背信弃义而把娇娘许配给他，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这点来说，《娇红记》在反映人的正常要求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矛盾方面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入。尽管作品在最后部分加上了娇娘与申纯死后成仙的蛇足，但也并未抵消申、王爱情的悲剧性。
比起《张浩——花下与李氏女结婚》等作品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来，《娇红记》显得远为清醒。
其次，《娇红记》在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不但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切、细腻，就是与《水浒》的人物描写相比，也各有千秋。如写娇娘和申纯从初见到热恋的过程，就很细致：申生第一次见到娇娘时，便“目摇心荡，不自禁制”。其后日渐熟悉，“或共饮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娇则凝眸正色，若将不可犯”。但有一次王通判请另一外甥吃饭，申纯与娇娘均在座。申纯已不胜酒力，其舅母却还要他喝酒，娇娘就帮他说话，说是“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又悄悄对申纯说：“非妾，则兄醉甚矣。”申生说：
“此恩当铭肺腑。”“娇微谢（‘谢’疑为‘哂’之误）曰：
‘此岂恩乎？’”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表示对申生的关心和亲密，从而引起了申纯的“留意”。一天，申纯见她独自一人，“凭栏无语，徒倚沉吟”，“因吟二绝以戏之”，并写出来给她，她“巡檐循诵，倾鬟低面，欲言不言”，实际上进一步流露出了她的感情。申纯回房以后，“殆无以为怀”，因题一绝句于壁上。过了两天，申纯外出，娇娘独自到他房中，见到了他题的诗和另一首词，“踌躇玩味，不忍舍去”，便作诗相和：
春愁压梦苦难醒，天迥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拾集处，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