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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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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飞蝶隐喻着人生的要求,其最深刻的内容应是自由;
而诗人却竭力向自己证明:这种追求是愚蠢和徒劳的,结局是悲惨的。这种心态对于明初知识分子颇具代表性,正如娄坚《王常宗小传》所说,他们大抵皆“重足屏息以营职业,……
庶几乎无咎焉”。
袁凯(生卒年不详)少时以《白燕》诗得名,人称“袁白燕”。洪武年间任御史,得罪太祖,靠伪装疯癫才得幸免,以病归。他的《己未九日,对菊大醉,戏作四首》之一写道:
老夫爱此黄金蕊,儿子须将白酒赊。直到残阳下天去,更添灯火照欹斜。
这里好像保持着豪宕的故态,却分明有一种“佯狂”的味道。
一度十分兴盛的吴中文学到了明初,作者凋零,诗社瓦解,诗派式微,不复旧观,留下的是一片痛苦的声音。《四库提要》评论明初作家,喜用“冲融和雅”、“雍容浑穆”之类套语表示对他们的良好艺术风格的肯定,借以说明“文运”与“时运”相盛衰。这即使对部分作家是适用的,从反映时代变化的本质和大多数作家的内心感受来说,也不具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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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濂刘基

洪武年间,在文学的正常进程被切断的同时,另一种倾向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曾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王祎,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学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时,综合宋儒各学派,有兼容并蓄的长处。对于文学,他的理论观点和宋濂一样,要求文章风格与道德内涵一致。如《黄子邕诗集序》所赞美的:
“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这可以看出明初强调“道统”的文学对散文艺术风格的基本要求。
刘基(132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刘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学思想与宋濂大致相近。但不同的是: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许多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的因素,表现出对于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如《卖柑者言》讽刺元末身居庙堂高官“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思想都很尖锐。不过,由于刘基的寓言主要为了借故事论说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学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
刘基的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他的一些抒情之作,则流露出豪杰气慨,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如《感怀》: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刘基常被当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提出。但实际上,他跟随朱元璋以后,就很少写出有生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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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台阁体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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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代前期的戏剧

明代前期,戏剧作家、作品的数量不算少,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所获得的成就却很有限。明初法律规定,民间演剧不准妆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但“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昭代王章》),明确要求戏剧为封建政教服务。在此情况下,戏剧创作中最盛的是点缀升平的娱乐之作和宣扬封建道德的作品。在杂剧系统中最有影响的朱有燉、在南戏系统中最有影响的邱濬,均代表了这一倾向。
明初杂剧作家,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有王子一、刘东生、谷子敬、杨景言、贾仲名等十六人,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皇室贵族朱有燉。
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明太祖之孙,袭封周王,谥“宪”,故世称周宪王。作有杂剧三十一种,总称《诚斋乐府》。因地位关系,他的剧作全部完整保存下来。这些剧作中,以游赏庆寿、歌舞升平、神仙道化为题材的约有二十种,是典型的富贵人家的消遣娱乐之作。另有十余种牵涉社会生活,也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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