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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2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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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所作讲求词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
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静谧的江南水乡的清晨,乘舟出发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楼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下面是其中的一首《眼儿媚》:
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
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朱彝尊词中,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那里也不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寓,这里有着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与朱彝尊同时的浙西派词人,成就都不高。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时代较晚,情况也有些变化,我们到后面再作介绍。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自幼敏悟,好读书,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众多当世名士相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有《通志堂集》、《纳兰词》(又名《饮水词》)。
纳兰性德于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原无从摹拟,而纳兰词也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金缕曲·简梁汾》),可以见出他的心情。他在《如梦令》中写道: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用自然的语言写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却足以令人心惊。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牺蝶。
纳兰以这一类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是写得很出色的。如《风流子·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划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词中既有萧条悲凉之感,又有豪爽磊落之情,节奏明快,辞语简洁有力,与小令的清丽柔婉不同。
况周颐《蕙风词话》称纳兰性德“天分绝高”,而作词又“纯任性灵”,这两句评语最能代表纳兰词的基本特点。他的词实际不乏南唐风格的华丽,但他善于将华丽的语言和自然朴素的语言相结合,表现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如前举《如梦令》开头“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堪称天然壮丽。又如《山花子》中“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写出愁闷无聊赖的情状,“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写出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都是出色的例子。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至于王氏认为其词风的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未久的缘故,恐怕不完全如此。
纳兰词中那种对人生容易失落的敏感和伤感,同他广泛交接汉族文人,同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清代前期能词者尚多。诗人吴伟业、王士禛均有词名。词家中,毛奇龄、彭孙遹均擅小令;曹贞吉多豪放之作,与陈维崧稍近,然才情不侔;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密友,他寄吴兆骞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真切动人,为世传诵,纳兰性德读后,决意救回被流放的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散文

在晚明的传统文学类型中,散文因为能脱离道统的立场而作富于个性的自由抒发,又不太受形式的拘束,其成就较诗为显著。入清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文化的再次强化,散文中固有的“载道”传统又重新抬头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由衰转盛的表现。但从文学的个性表现和自由抒发的价值上看,这正是严重的衰退。
不过这种衰退也不是简单的和直线式的。首先,晚明小品的传统仍有延续,只是创作不像前一时期那么集中,思想尖锐的文字也更为少见,大抵转向一种闲逸的情调。这是对尖锐的现实矛盾的逃脱,也是与统治思想、统治力量的疏隔。
习惯上归于明代而实际作于清初的张岱的一些作品,即代表着这一倾向。此外,金圣叹(1608—1661)虽不以文章名世,他的一篇伪托施耐座的《水浒传序》,却是谈论悠闲生活的佳作。文中以友朋聚谈为人生快事,而所谈之事,“不及朝廷”、“不及人过失者”、“不求惊人”,只关乎个人性情。这里面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对现世的畏惧,而作者由此而导出的则是一种飘然远引的情趣。至于李渔的《闲情偶寄》,则专门教人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化的享受,有许多话题,都说得很新鲜。如《菜》一文谈菜花虽贱,因其至多至盛而可贵,有如“君轻民贵”,这种联想就很奇特,很有意思。而后描绘道:
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伯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
这一类文章,固然谈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价值,但有真实的感情,有活泼的美感,较之装腔作势的高谈大论,更有文学趣味。
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仍记录了时代的悲哀和痛苦。如廖燕(1644—1705)作《金圣叹先生传》,对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金圣叹备加推崇,又记他无辜得祸,临刑时说:“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在无理可言的世界,连悲哀都是多余的了,所以有这样滑稽的语言。将此篇与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闲生活的《水浒传序》相对照来看,我们对清初文人的处境,会有更深的感受。
在另一方面,一些以遗民自居的文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则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顾、王二氏的文章,多属单纯的政论和学术论文,而黄宗羲的情况则稍有不同。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曾参与武装抗清,后隐居从事著述。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及学术史性质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学者,但并不排斥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他认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论文管见》)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较平实,但也有些是讲究文采,富于感情的。像《原君》虽是政论文,但攻击君主多以天下为私,辞调显得严厉而激切。人物传记中,《柳敬亭传》虽有讥刺意味,但对这位市井人物并不过分苛责,颇有生动之笔。其中写到柳敬亭曾受左良玉信赖,参与军中机密,因而倾动一时,明亡后复以说书为业: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这里也寄寓了作者自身对于“国变”的惊心动魄之感。
在清前期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则既不是承晚明余波的小品,也不是学者之文,而是号称接续唐宋古文传统的古文。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清初“三大家”,后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从明末文风向清初文风的转变,后者代表了与官方意志相应的古文体式的确立。
关于清初三家,《四库全书提要》有比较完整的评价:
“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很清楚,这里是把侯、魏、汪三人之文作为对明文尤其是晚明散文的反动来提出的。
正因如此,尽管三人中实以侯方域较有才华(要说“大家”则一个也谈不上),馆臣却把能“原本六经”为文的汪琬放在最高地位。
从反映明清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来看,侯方域(1618—1654)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为东林名士,他自己也是复社中人物,明末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入清后应河南乡试,据说因“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有《壮悔堂集》。
侯方域在明末是一个活跃于东南一带的贵公子、名士和热心于政治的人物,他的行止很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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