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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指指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这还不明白吗？谁不想坐这个位子？”
石守信一听大惊失色，我的老天，皇帝若是有所指的话，顷刻之间便会兴起血流成河的大狱！于是，石守信赶快带领大家一起离座跪下，说：“皇帝怎么会这样想呢？如今天命已定，谁敢有二心？若真有这样的孽臣贼子，臣愿意提三尺剑为陛下灭之。”
赵匡胤欣慰不已，却也推心置腹地说：“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无奈你们的部下之中，难保会有人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不想做能行吗？”
连酒带吓，一时间，这些人已然泪流满面。石守信叩首说道：“我们都是些粗人，思虑不到这些。请求陛下可怜可怜我们，指一条活路吧。”
于是，赵匡胤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富贵，也不过是想多积点钱，舒心快乐，使子孙不受贫困而已。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到个富庶的地方去做官，多置些良田豪宅，自己享用也留给儿孙。再买些美女歌姬，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我们君臣之间也就不用互相猜疑了，大家各得其所，和美安乐，多好。”
功臣们听完，纷纷叩头，说是皇帝为他们考虑得太周到了，就像再生父母一样。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第二天，这些功臣们纷纷交来辞呈，要求辞去兵权。赵匡胤也真的将他们安排到一些富裕的地方去做官，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妹妹、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这些功臣（20）。
在后来的世代里，颇有一些学者对于此举不以为然。理由是，赵匡胤在此倡导了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因此不足为训。这种义正词严的批评以当代大陆学界为特别集中，显然表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学术情操与人生境界。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关心的范畴，故在此不加以评论。
就这样，赵匡胤采用酷似梁山泊好汉们仗义疏财的方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将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们手中的大权一点一点地赎买了回来。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的确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我们知道，大唐盛世是从安史之乱戛然而止，并从此走向衰落的。而安史之乱则是由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酿成的大祸。
根据历史记载，大唐宰相李林甫是一位具有极强行政能力的宰相，同时，他还特别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两者相结合，使他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口气坐了十九年。这位宰相对中国文化有一项贡献，就是由于他的为人处世，使中国新增加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其为人由此可知。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政绩平平；他推行的一项政策却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后果：他给李隆基出了一个主意：任用胡人担任各镇节度使，相当于今天的边疆大军区司令兼大行政区长官。他的理由是，这些胡人作战勇敢，没有野心。其实，潜台词是这些人没有汉文化根基，不会威胁到自己宰相的地位。李隆基居然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于是，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大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是柳城的混血胡人，可能是兼有契丹和汉人的血统。柳城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此人是个体重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外表痴憨，可能是个文盲。不学无术，实际却智商极高，洞明世事，人情练达，特别是对汉人的人情世故极为通达。据说，安禄山讲话高度机智幽默，而且，难以想像的是，这么一个三百多斤的巨型胖子，跳起一种胡舞来直如疾风骤雨，舞姿刚健而且轻灵，韵味十足，观者无不为之震撼与倾倒。一个推测是，很有艺术天赋的杨贵妃之所以会喜欢上他，大约与此不无关系。
他的安史之乱，基本是在李隆基充满艺术气质的关爱下实现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很像眼下那些俗不可耐，挺好玩挺闹腾的电视剧情节：早年，安禄山作战勇敢，被一位著名将领收养为义子。后来，贪功冒进，打了败仗，按军法应该处死。宰相张九龄看了他的面相后，认为这小子面带逆相，胸怀狼子野心，主张趁早杀掉，以绝后患。李隆基却莫名其妙地饶了他一命。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朝见李隆基时，地方正在闹严重的虫灾。他对皇帝说：他曾经对上天发了一个重誓：如果自己对皇帝不忠，就让虫子吃掉自己的心肝。结果，他的心肝至今长得好好的，表明上天嘉许他的忠心。李隆基听后纵声大笑，很喜欢这个哄三岁小孩儿的马屁。
有一次，李隆基指着安禄山肥胖的大肚子问他：这大家伙里面装了些什么货色？安禄山严肃地回答道：除了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没有其他的东西。［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安禄山出手极为大方，从他的驻地到首都的路上，献俘虏，献奇珍异宝，向京城权贵送礼行贿的人一年四季不绝于途，使很多人都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他跳过的胡舞，也在浪漫的帝国首都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
当时，社会上流行认干亲。李隆基想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叔伯堂表们结成兄弟，安禄山不干，他请求认杨贵妃做干妈。想想看，一个四十五岁的胖大男人满脸天真地要做一个二十九岁美貌女子的干儿子，是不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可是，李隆基很高兴，杨贵妃很高兴，安禄山更高兴。因为，他换来了皇帝颁发给他的享有免死特权的铁卷丹书，这是当时的臣民中，尚没有人得到过的荣誉和宠信。皇帝在诏书中，将这个憨乎乎的大胖子比喻成了镇守边疆的万里长城，称赞他的赤胆忠心胜过诸葛亮。读了这篇诏书之后，再回过头来翻检开元、天宝、唐明皇、杨贵妃乃至安史之乱故事，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度的不真实感。感叹人性何以竟会如此。
此后，安禄山凡是晋见李隆基与杨玉环时，都不按君臣的礼节，而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他解释说：按照胡人的风俗，就是要先拜母亲后拜父亲。这种马屁拍得水平极高，怎么看怎么都透出了一股可人疼的机灵劲儿。
据说，杨贵妃曾经用绫罗绸缎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这位胖大汉子包起来玩耍，还为他行洗儿礼，一洗洗了三天三夜，李隆基不但不吃醋，还咧着嘴笑嘻嘻地赏赐他们“洗儿钱”。到最后，安禄山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后宫，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一时间，丑声四起。李隆基浑然不以为意。
当此时，天下十大边镇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个人兼了三个，其防区从辽宁的朝阳，到北京一线，连接到山西的太原；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个人指挥了近二十万，占全国的40％。大半个北方中国捏在了他的手里。
好像担心他造起反来力量不够似的，李隆基又下令让他做全国军马的总管。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军力是否强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结果，安禄山将全国最好的军马几乎全部调到了自己的手上。
据说，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隆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大唐军队从兵器库中取出的盔甲刀枪，已经全部腐烂锈蚀，根本不能使用。以至于仓促组织起来的平叛部队，许多只能手持木棍开赴前线。
这次叛乱持续八年，史称“安史之乱”（21）。
从此，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仿佛患上了恶性肿瘤，日渐走向衰亡，那些手握重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成为到处转移扩散的癌细胞。当时，节度使总揽一个大行政区的行政、军政和财政，下辖两、三个州到十几个州不等，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到了赵匡胤的时代，许多节度使已经世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割据、叛乱、相互攻伐、敲骨吸髓般的敲诈盘剥，为害中国几近两百余年。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将节度使们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融解掉，最后，使曾经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变成了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文武大员。由此，实现了帝国权力结构中意义特别深远的转变。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大体过程、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激情。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监察部、中纪委和中央新闻单位的内参部门混合在一起。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22）。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