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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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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12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只在这一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5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荄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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