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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 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甚至都减轻了。何以如此，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注释：
① 辞海，缩印本，1989，P336
② 辞海，缩印本，1989，P1744
参考文献：
1．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
2． 弗洛依德，梦的解析，作家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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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 卡兹纳，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
（本文登载在《德国医学》2000年第17卷第4期上）
oNormal〃 style=〃text…indent：21。0pt〃》治疗师如果使用他行医所在地的方言，那么治疗场景就与来访者所处的生活场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他没有为治疗增加新的设置。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设置的数量与治疗的效果有任何本质的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的设置是每个治疗师共同拥有的，再增加一些设置，也许更多地与治疗师个人风格有关，而与治疗的原则少有关系。比如在治疗室里是摆几个活生生的盆景还是挂几幅现代派的绘画，完全是治疗师个人的事情；虽然不同的饰物可以使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不同的移情反应，例如从悬挂的现代派绘画联想到治疗师可能是一个开放性格的人，但这样的移情毕竟是中性的，不太可能形成有碍分析的阻抗（Resistance）。
但是，由于语言是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具，所以使用方言还是使用普通话，就不仅仅是设置数量上的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重要设置内容的变与不变了。
在场所、时间和付费标准上的设置，已经足以形成一个规范的治疗场景。如果治疗师再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则会使治疗的场景更加规范一些。由此导致的来访者的移情反应，基本上是正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普通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移情，就是说普通话意味着正规、严肃甚至高雅。武汉的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有时会播放一些方言节目。地道的武汉人都认为，武汉话在这些情形下听起来很丑、很“土”。正规的场合必须说普通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心理治疗无疑地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正规的场合，心理治疗师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如果治疗师使用方言，情形就可能恰好相反。首先，在语言这样一个重要内容之上，没有附加一个设置。其直接的结果是，治疗关系之间少了一个可以缓冲强烈移情的地带。对一般的来访者，这也许不足以构成问题，但对于类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则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强烈的或正性或负性的移情可以以他们驾轻就熟的方式毫无阻碍地朝治疗师倾泄，从而造成分析上的阻抗。其次，由于对方言的共通的负性移情，例如认为使用方言意味着不正规、不严肃甚至不高雅等，也可以给治疗师对更重要的移情内容的分析造成困难。第三，好的治疗效果的特征之一是，治疗师以一个更好的超我形象内化到来访者的人格结构之中，显然地，说标准普通话的治疗师比说方言的治疗师的形象要更象一个“好的” 超我一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 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甚至都减轻了。何以如此，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他 和 他 们
经常有一些结婚不久的女性问我：你说我那位是怎么回事，跟我结了婚，我好吃好喝地把他伺候着，他却总忘不了做单身汉时候的那一班狐朋狗友。隔三岔五就要聚在一起，又没有什么正经事，除了喝酒吹牛就是装疯卖傻，我提意见他还跟我发火，在他眼里怎么我连那些臭男人都不如？是不是一结婚他就不那么爱我了？
对这样的问题，我总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也许你找了个同性恋丈夫，他喜欢的是男人，没办法才跟你结婚。听了我的回答的女性往往会嘿嘿一笑，认为我是百分之百开玩笑的，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她们的丈夫不是同性恋。
但是，我绝对不完全是玩笑。我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从心理发展的过程看，同性恋比异性恋更接近人的心理天性一些。这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在心理上是你我不分、男女不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