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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否将因此永远拒绝我的采访——鸡毛信一发，覆水难收。
一、中国足球就是“烂摊子”
我决定先给你讲一个段子：年潍泗退休前，跑去问上帝，“中国足球何时能腾飞”，上帝叹了一口气，“100年吧”，年潍泗哭了；王俊生下课前，又跑去问上帝，“中国足球何时能腾飞”，上帝叹了一口气，“10000年吧”，王俊生哭了；前两天阎世铎又跑问上帝，面对这个问题上帝思考了很久——然后上帝哭了。
这不过是网上笑谈，但它生动地映射出中国足球目前的真实现状，中国足球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烂尾楼，在你入主龙潭湖丙三号那一刻你必须知道真相，而且必须承认真相，而不是作驼鸟状，将头埋在沙里，说：“我没看见，没看见”。驼鸟政策害垮了几代中国足协掌门人哪。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提高竞技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我原则上同意马德兴老师这个观点，但是我坚决反对马老师对这个观点的论述过程——“为了提高竞争力，中国足球现阶段必然是一种跳跃式发展……当我们迈上跳跃式发展轨道，势必导致问题出现更多，因为欧美职业化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今日之成熟局面，我们用三五年去走别人十年甚至是二三十年所走过的路……这种跳跃式发展注定了出现问题的机率四平八稳或更高些。所以中国足球出现的问题很正常，我并不认为中国足球无药可救了，中国足球并不是烂摊子”。
事实上这样的论述并非马老师的独创，它其实是中国足协相当数量的官员们的论调，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每当中国足球出现恶性事件、出现紧迫局面时，他们就用这样的言语来搪塞，企图用客观原因来掩盖主观谬误，用“规律性”“跳跃性”来开脱执政能力的不足并逃避“问责”。
中国足球之乱，祸首就是这个借口。
我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不是所谓“跳跃式”发展造成的，而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加速度经济发展肯定会带来诸多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足球目前的问题！举例：对黑哨长达10年的包庇纵容难道是“跳跃”的原因吗？一拍脑门就取消升降级难道是“跳跃”的原因吗？国家队连小组赛都出不了线而且竟死于7比0弱智算术题是因为我们比欧美更“跳跃”才产生的吗？你跳跃了，人家日、韩没跳跃吗，为什么我们一跳就跃进茅坑，别人一跳却跳上天堂呢？跳跃——我的四川老家有句谚语：“青蛙怎么死的？跳死的！”谢主任在四川生活多年，想必晓得这话中的微言大义吧。
毛主席说：总是强调客观，要不得，很危险。
我已经很烦躁于再和人辩论中国足球问题是否缘起“体制”了——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老是在常识问题上争论容易让人弱智的，是容易让人把树上树下的猴算成9只的，好在谢主任1个月前发表的“孙悟空产权是谁的”那篇论文还算清醒，不会被忽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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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要提醒谢主任千万不要产生“清官”思想，因为马老师在那封声情并茂的“公开信”里说了：“为什么中国篮球事业在同样的体制下反而显得比足球红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遇到了一位比较开明、思想开放的好领导，因而那么多依然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期望着你来改变中国足球现状，渴望从你身上看到希望，哪怕一丝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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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鸡毛信（2）
姑且不说读到这段文字我的皮肤紧急调动出很多鸡皮瘩，至少它是“清官救国论”！清官能救国的话，我们也不用建立完善的法律而只用磨亮包大人的龙、虎、狗三铡就行了。中国足球不是一个谢主任能够拯救的，谢主任唯一能做的，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揣上体下地微调、整改、打磨旧体制中一些力所能及的痼疾。这已是善莫大焉了！
这里得罪了，无论对以前的王主任、后来的阎主任，还是现在的谢主任，我都会本着“官之初，性本恶”的原则来看待，这不是跟当官的过不去，而是因为在中国足坛为官很难，我得首先认为你是可能犯错的，这样总好过先拿一顶“清官”的帽子让你老人家顶着，不压死你，也累死你！好阴险、好怕怕啊！
犯错并不可怕，比错误更可怕的是人在某种高尚的蛊惑下迷幻于虚妄境地，阎主任半年前还在说：我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但我义无反顾，只求无愧于心。阎世铎并没有错，错误的是那个虚幻的耶稣景象。所以谢主任你千万不要率先把自己当成“清官”（哪怕事实上你可能是），因为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伟人在事业面前，都会无比渺小。这句话是雅凯1999年底对下课前的王俊生说的，那一天，北京的雪也这般大。
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一场无聊的争论中，“中国足球是不是烂摊子”是个伪命题，是个证明一个人是否还拥有正常判断力的体检标准，再说下去我怕自己会出现“智障”，其实想必你在接受领导任命时心中就不由得一愣：怎么让我去那个烂摊子啊。不好意思，胡乱猜测而已。
二、外行就是不能管理内行
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常识问题。
对于“外行”与“内行”，马德兴老师说的不错：“作为足管中心的一把手，谁说外行不能管理内行，从事的工作首先是一个管理工作，应该以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以一名“业务人员”的角度与高度来处理日常事务。作为“管理者”，评价其工作好坏、成败与否首先是看其组织水平、管理水准，其“业务能力”是指这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对足球规律掌握多少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我以为在观点正确的前提下它又被偷偷调换了概念——中国足球的问题就是“外行管理内行”，阎世铎、薛立等主席的“外行”不是他们是否懂得足球技战术，而正是他们不懂管理、组织、市场经营！我不见马老师对这一行政痼疾的反思，却隐见他对阎、薛二人的宽容和理解——尤其是马老师说：“我知道，不少人称你是‘足球的外行’，但这并没有关系，因为你到足管中心从事的是足球的管理与组织工作，而不是具体的足球业务从事人员，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对你来说，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周围有好的“参谋”，这些“参谋”是懂足球本身业务的，既有能够熟知国内足球现状者，有熟知足球经济者、懂得市场运作规律者，又有了解世界职业足球发展现状、掌握国际足球发展动态者，等等，只要身边有这样一个“参谋班子”，不懂足球本身的规律又如何呢？”
最后一句好吓人，不懂得足球规律的阎世铎已经“如何”了，难道还要让中国足球再〃如何〃一次吗？毛泽东一生没摸过枪，但他懂军事规律，如果一个不懂军事规律的领袖仅靠身边的几个将军，能打败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吗？明朝有个叫王震的太监，天天对皇帝说“你老人家不用怕打仗，也不用操持军队，有奴才给您尽着心，您在阵前那么一坐，绝对敌人闻风丧胆”，结果皇帝先是在阵前那么一坐，后就被敌人掳了去；几乎丧命。先前阎世铎、王俊生难道少了“参谋班子”吗？又如何呢。听马老师这意思，先前没参谋上的他这次是极想参谋一下的，甚至参谋之余还可以“长”一下。我却不敢，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外行。
声明一下，在这个段落我仅仅是对“外行不能管理内行”来进行阐述，我跟谢主任不熟，所以根本不能断定新主任在管理和组织方面是“内行”还是“外行”，我希望你是内行，不是打枪的那种，而是运筹帷幄的那种。有朋友说你在管理和市场经济方面很内行，但在亲眼得见之前，我不去断定。
三、就是要搞好和媒体的关系
这个观点是马德兴老师的；我很同意马老师的大观点，但我不同意他举的例子，他说之所以很多媒体骂阎世铎是“政客”，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阎世铎没有接受其采访，从而“仇视”之下产生“对立”。谢主任哪，你千万别这么看待我的同行们，我认为八千足记无论名气大小无论年龄长幼都是基本公正的——“政客”是因为本身就是“政客”，和他们是否专访到了阎世铎没有关系。比如我几次专访到阎世铎了，可还是用如此不恭的词汇加诸过他，比如绝大多数记者没有专访过南勇、张吉龙，也没见谁骂过他俩是“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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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鸡毛信（3）
我认为，“搞好和媒体的关系”是指尊重这个行业以及重视与其合作中产生的效益，而非培养几名“御前带刀侍卫”、“上书房行走”，用平庸的语法、混乱的逻辑、谄媚的语气常常抽疯式地讴歌“新任谢主任你好！就是好！就是好！”那样的文章你看了也会觉着无趣。真正有趣也有益的事情是——完整、准确、形象地向公众表达出你系统的施政思想，绝不缺斤短两，绝不因吹捧过度遭致公众反感，那是害你！
谢主任你是总局公认的一大笔杆子，文字中的奥妙懂噻！
四、攘外必先安内
一向不喜欢读诗的马德兴老师却说“一览众山小”，这让我想起毛主席“言必称希腊”，或者钱钟书“兄弟我在牛津留学的时候”，英语不俗、经常出国的马老师意思是：〃中国足球一定要站在亚洲和世界的高度来展，要多学欧美的精髓而非皮毛〃。对此我深表赞同，所以在这封信上也一定要粘上这根鸡毛。
但什么是欧美的精髓？马老师没有说得很明白，我倒发现中间的逻辑矛盾，马老师坚决反对“体制问题”，认为欧美发达国家情况与中国不同，因此中国足球不用改变体制，来一个清官就搞掂所有问题。那我们学欧美什么？学技术吗？在现行环境体制下你让中国球员练出什么鸟技术；学管理，总局、足协都是一级行政机构，在不改变现行体制的情形下你怎么学欧美管理——兄弟我也是去过英国德国西班牙两趟的，我知道培养出璀灿群星的英超在体制上与英足总并无什么行政关系，也知道意志坚定的德国足球却不会让贝肯鲍尔、巴拉克天天进行政治学习，更知道皇马的巨星们不是在集中营式的少年体校完成几臻化境的技艺，换到中国，行吗？
谢主任，“攘外必先安内”！既然我们承认中国足球是个烂摊子，既然近年内中国队没有重大国际赛事，既然中国足球体制不可能全盘西化，以中国足球这点德性，空谈什么亚洲的高度、世界的高度，来点二锅头的高度就不错了，先把国内足坛那点乱七八糟的事儿摆平了，先把卫生打扫干净了，把球市弄火了——再站在亚洲和世界的高度不迟。
你以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巨人了？中国足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还是一侏儒；你以为天天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就牛津剑桥了，其实很可能是私刻萝卜章弄的一个“克莱顿大学”文凭。
谢主任，“只惟上不惟实”是老阎的错误，当然你也不可能（也没必要）“只惟实不惟上”，但站在亚洲和世界的高度上，头会晕眩，不安全，“他一关电门，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