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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评说，无法面对，当你这时候面对“龚建平”这个名字和事情时竟然和一年半前有着相当迥异的滋味，虽然那时候新闻界因抓住一条大鱼而群情激昂，但因为他死了，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悲剧的一生。龚建平的悲剧与中国足球的悲剧连接在一起，这个曾经的有志青年，这个曾为考上国际级裁判发愤用功的人民教师，这个早年甫一出道就被中国足协某###人士拍案叫绝“好苗子！”甚至震翻茶杯的裁判天才，随中国职业联赛而生，因中国职业联赛而死，像命中注定的一轮升腾和堕落。
——“中国足球”还有多少这样悲剧的人和事？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因谋求幸福在个人奋斗路上渐行渐远之人？不追究龚建平是因为“当我们经过坟墓同样站在上帝面前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那些没有经过坟墓，不敢站在上帝面前的人和事呢？你总不能说因为没有呈堂证供没有白纸黑字没有“现金已讫”没有白血病就认为天下一切太平了吧！
作为龚建平个人的罪孽已经了结，作为中国足球整体的罪孽却没有了结。
我不知道这次死亡事件应当成是一次法制类警钟还是足球类训诫，但中国足球不会因一个“黑哨”的死亡而变得洁白，街市不会因龚建平去了太平间而清静太平——我倒宁肯这是一次人性的触动，为了妻儿，为了父母，为了学生，为了阎主席的语录，悠着点玩儿！
像一次命运的安排，曾经搅起中国足球史上最大风雨的龚建平在北京的一场大雨开始的时候被送进304医院，在这场大雨还没有停歇的时候被送进太平间。“出来混的，迟早要还”，龚建平该混的混了，该还的已还了，死亡——对于极度压力之下的人是最好的解脱，无论是之于“白血病”还是之于“黑哨”恶名，都是一种很好的解脱。
足协搬家记（1）
多年以后，当冯剑明回想起很多年以前的这一天他穿过足协悠长晦涩的走廊跑来跑去，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物什理顺、码齐，再努力澄清自己纷乱的头绪时，一定有些破碎虚空……
但现在他仍然感到幸福。从2楼搬到3楼，坐在中国足球史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前专职副主席王钧空下的“301”室里，他觉得宽敞多了。这次“轮岗”，虽然他和郎效农被机关里的人们认为是“被阎世铎拔掉的两大炮筒子”，但远离了“新闻办”就远离了最纷乱的家长里短，远离了米卢和记者们的争斗骚扰，他还是很惬意。他像个辛勤的小蜜蜂在房间里搞来弄去，把王钧留下的那张足协最大的办公桌倒腾了几个方向，才踏实地坐下来。“我脚下就是王俊生”，他蹬了蹬地板，作阴笑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马桶，据说王钧上任时就是坏的，过两个春节了还在“滴滴答答”讨厌地作响。“足协工作效率太低了”，冯剑明说。
足协的这次“轮岗”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也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搬家，谁也说不清轮岗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因此谁也说不清楚搬家有何作用。但“搬家”，对于中国人而讲绝对是一次最好的心理流露。
没有多余的空房，所以这次搬家必须像一次“多米诺骨牌”，冯剑明第一个搬出来，接下的人才能蚂蚁串线一样依次折腾起来。穿着黄背心的“搬家公司”小工与拿着相机、录音笔的记者们在阴冷的走廊上神出鬼没，身形诡异。
杨一民原来在技术部当头头，人多必然势众，而且谁都知道杨一民现在红透半边天，高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冯剑明刚搬出来便有人抢身而进，把地板擦得锃亮让杨主任进场。郎效家继续他千年不变的凝重脸色，抱着一大摞卷案寻找去处——那堆纸是老郎的心血，甲A联赛的历史就在这里面，中超联赛的蓝图也在这里面。老郎是足协干才，抱着那些纸的他就像一个“君子固穷”的秀才抱着无人理会的诗作，很彷徨、也很自尊。
除了外事部、财务部，足协各部门几乎都在搬。旧秩序不打乱，新秩序无法建立。“裁委办”要搬、开发部要搬、综合部也要搬。碰见据说已被阎世铎架空调入女子部的张健强，他笑得意味深长的说：“这证明老阎重视女足工作……”秦小宝则率众搬到二楼，有人说二楼太“阴”。她答：“就是要阴，以阴治阴”，忽然有个说法，王俊生与冯剑明那一朝向房子不好，“阴森得碜人，俊生就是在那里得的病”……听者频频点头。
看到刚刚被女记者弹劾下课的李晓光时，本想来一次宽慰性质的握手，但发现他穿了一件大红色体恤，脸上挂着外面带来的阳光，就想起他仍是技术部主任，一个保留了正处级待遇的人还犯不上有沧桑感。近来对于晓光的说法很多，有“化险为夷”式的，有“平稳过关”式的，有一点很肯定，阎世铎要求他协助朱和元熟悉工作直到今年6月，也就是小组赛打完。米卢很伟大，女记者更伟大。
然后就听到一阵领导者通常具备的爽朗笑声，高大的阎世铎陪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那人，一脸的精明干练。阎世铎像以往一样对记者露出开明的笑容，眼神里却透着警惕。中年人级虽显然高过阎世铎，因为他总走在前面，阎世铎则在侧后方以最适宜的距离频频引见介绍，人们当然要露出可爱的笑容与中年人握手，我们听到：“段局长好”。
中年人就是段世杰副局长，传说中将代替聂伟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的人物。这不仅是“搬家”的一天，也是“轮岗”的一天，重要的一天来了重要的人物。
我的大脑还来不及把“段局长”与其它某些重要事件划上等号，就必须走开了。一方面是因为想起阎主席曾严厉批评新闻办让记者在走廊乱窜，另一方面是因为米卢要来见新任“国家队办公室”主任朱和元，重新商定国家队大名单，包括招不招进与米卢梁子很深的孙继海。
朱和元屋里堆满待搬的东西，很凌乱，但他本人仍然是满头头发一丝不苟，仍然是很节制的说话方式，这两点，正是极重言谈仪表的阎世铎欣赏的，朱和元当年在“健力宝危机”时单枪匹马前往巴西，快刀斩乱麻之势摆平了复杂局面，后来一个人撑起举步维艰的女足超级联赛，以阎的用人方式，他不大可能不成为“红人”。朱和元与记者抽烟闲聊，说：“新闻要平和，要合作，要帮忙”……李晓光也经常这么说，但新闻和足协却越来越剑拔弩张。
突然米卢嘻嘻哈哈地走上来，他穿了件新买的花毛衣，蹦蹦跳跳地绕开满走廊的杂物，像那个突然闯进“闭关重地”捣乱的周伯通，弄弄这个，搞搞那个，急得郎效农大叫：“那叠纸别碰，小心烫手”。
足协搬家记（2）
杨一民极仔细地抹净新办公桌每一丝尘埃，朱和元极认真地谈着他的新话题，冯剑明又开始整理东西，张健强踱来踱去，三楼从搬家开始便有糊味，有人在用电热杯烧牛奶引发短路，“谁又在用电热杯哪，没公德心”，尉少辉大叫。
当郎效农确信米卢不大可能把他的宝贝文件弄乱后，才和王有民一起去了香河基地，他的“家”还没有搬完，就必须去看王俊生留下的那笔“遗产”是否合格——香河国家队基地虽然超标很多，但已经竣工了。他走出足协大门的时候，足协门口那著名的两棵树上有只怪鸟展翅而飞，“靠！什么时候了，还有乌鸦！中国足协要搬家，就应该告把门前这样树搬走，这么多年，球全是给这群衰鸟给霉的！”某人说完，啐了一口唾沫……
春天 高峰结束（1）
对于高峰而言，春天还没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浪子之路走到了尽头。正月初八下午，弹掉手中最后一截烟烬，他疲倦得一击即倒：“不玩了，不好玩了。”
在“丽斯花园”那幢漂亮得让人产生迷茫的房子里，我把一个认真的问题摆在那英与高峰面前：在不踢球日子里，高峰怎样面对余下的生活。这个问题静电一样触击着高峰，他说：“还没方向，真没方向。”曾经在“工体”南门开过一家涮肉馆，很快就关门了，仗义疏财的他不适合做天下任何一门生意；曾经也有当教练的念头闪过，但生性不羁的浪子只能为人友，不能为人师。我说：“你还可以去电视台评球。”但高峰自己否决了这个建议：“我只会踢球，不会说话。”
高峰这辈子生来就是踢足球的，除了足球他不会干别的，所以，当金志扬听说高峰彻底歇了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捶胸顿足：“怎么真的就不干了呢？高峰没了，中国哪儿去找第二个高峰呢？”
生活之与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误了。”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用时针和分针啼啼哒哒提醒着这个浪子黑白颠倒的生物钟，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居然已经起床。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很不熟练地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高峰只用了一个月，就能把高尔夫球打进100杆了，但高尔夫无法填充他的生活；“丽斯花园”里那几条爱犬也是生活的慰籍，但无论“皮皮”还是“逗逗”都驮起不了一个球星失落的心灵；也许过几年会有孩子，这个主意不错，他俩说这可以给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一个交待。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椅遥相呼应，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
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