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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图，说：“要么最好，要么最坏，中间的都是狗屎。”
但这恰恰是我这样的俗人所能避免的痛苦，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锻炼了一个好的心理素质，或者铁板一样的脸皮，有一天某人批评我不懂球，我就说“我是球评人中文字最好的”，有一天某人批评我文字平庸，我就说“我是作家里最懂球的”，假如有一天大家合力把我这两点都端掉，我就会说“李承鹏是球评人中最懂楼盘的”或者“楼评人中最懂球的”，下一步我还要写车评、影评、乐评以及社会新闻评论……总之让你抓不着按不住，急死你！
这是我的哲学，但我并不希望陈家刚接受，因为“乐观”这东西是天生的。当陈家刚先生并列举出“冯小刚是作贱自己娱乐大众”VS“李承鹏是作贱别人娱乐大众”时，我真的觉得陈先生很理解我，我凭什么作贱自己娱乐大众？我又不是傻根，我的宗旨是作贱小众娱乐大众。
时间是“那天晚上”，地点是“玉林小酒馆”，我和陈家刚首次见面了（又是老朱作陪，不知为何，老朱永远会出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由于《批判陈家刚》一文，他非常想见我，所以我有义务让他参观一下活物，所幸我看上去没有使他太怎么失望，所以我们就着三杯两盏淡酒谈开去，很有思想很有艺术的样子，陈家刚开了一瓶芝华士，没加绿茶，因为有品位的人绝不会芝华士加绿茶。
这次见面事实上让我揭开了“上河城”破落之谜，虽然我在《批》文中列举了种种原因，但相信在这个夜晚我才抓住问题的实质——因为陈家刚太优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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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可以不懂艺术，但绝不能太懂艺术，前种类型尚可以保证他成为一个“养猪大户”或者土石方工程商，但后者（至少在中国）却可能因为太艺术太格调太把理想拿来燃烧而走投无路——陈家刚属于后者。
“上河城”是个很好的概念，陈家刚是个好的创意师，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万光年，房子总归要修在泥土上，艺术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以一种绝尘标准看待事物，把梵高的“向日葵”拿来普及种植，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来筛选保姆，再在院子里挖一眼安格尔的“泉”，拒绝现实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现实拒绝。
陈家刚本身没有错，但陈家刚以艺术家的姿态（准确说是“心态”）修房子就错了，在“小酒馆”，他很骄傲地总结着他在摄影这一行积累下的各种用光经验，很陶醉地阐释着左拉的名言，很满足地回忆他“在艺术界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我就知道当年可恶的世俗审美情趣是怎样扼杀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了。
这个世界上，少有艺术家与商人完美的结合体。比如潘石屹，我看过他本人，也就是一农民，我瞻仰过他修的房子，绝妙倾诉了一个农民对玻璃建筑的崇拜——但潘石屹就是成功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像懂艺术，即使懂了，也要装不懂，假装坚决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姿态真让人叹服。
但潘石屹房子卖得多好啊，因为他想通了一个问题——在修房子和追求艺术之间，他坚决选择前者。恰恰，陈家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通，他还一直在水泥石材和光线构图上痛苦徘徊，这最终形成了两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迥异对比。
谈到物质与艺术天生的敌对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穷愁潦倒的诗人朋友去了广州郊区，因为东莞那里有一个亿万富翁很欣赏他的才华，诗人去了，第一个月写出6首好诗，第二个月写出2首，第三个月凑出1首，再也写不出来……那天我在广州看见了他，他已长得很肥大，红光满面地对我说：“鹏哥，现在诗是写得少了……但每天都有鸡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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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陈家刚说（2）
向陈家刚先生脱帽致敬，虽然没有房子修了，但他绝不会像我那诗人朋友一样，最终有了鸡肉可吃，却写不出诗来，成为艺术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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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的玩笑
关于“生活方式”——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
一个叫化子，最穷困潦倒的那种，却整日做着白日梦。有人问：“你最想干什么？”答：“当皇帝。”又问：“当皇帝后要干什么？”答：“当皇帝好哇，我就在金銮殿上摆一口黄金铸成的大缸，装满蛋炒饭，我上朝抓一把，下朝再抓一把……”
每个人都会对美好生活有自己的定义，“叫花子”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定义就是可以“上朝抓一把，下朝再抓一把”，没见过皇帝的生活方式，他也注定当不了皇帝。
时代在进步，“皇帝”已不流行，现在流行的是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怀旧点的如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优雅中流露颓唐的世袭生活”，新一点，就是我们从威廉王子、007，或者摩纳哥王公见诸报端的流传中获悉的调调；最新的版本便是“国际化”了，如INTEL公司的高级CEO们，如华尔街挥斥方遒的金融高手们，如欧洲大陆那些步履匆匆的社会精英们，他们坐着私用“商务飞机”从欧元区飞到美元区，如打的一般中途在英镑区稍作停留，玩一个小时的马球，再转入欧元区SHOPPING一下……至于高尔夫，那是中国式暴发户们热衷的。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金粉生活，生活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对于失去了“皇帝”好做的中国人，最TOP的生活方式便是“International”，对不起，我又在说蹩脚英语了，这个意思就是“国际化”。
在我的概念中，中国人在对美好生活〃追逐〃和〃外来生活〃的接纳方面都相当疯狂，但不幸得很，由于拿到 〃VISA〃或者拿到〃VISA〃真正进入外国人生活方式的机会很少，去了的大多数也属于花3万元〃欧洲七日游〃甚至猫在唐人街里洗碗，所以在理解外国生活方式时就会有偏差，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一不留神就成了〃上朝抓一把，下朝抓一把〃。
比如现在搞开发，概念玩得很“HIGH”，英式花园、法式洋楼、哥特式尖顶、荷兰式风车……如果说到房价，〃NO〃——这是洋文，你不懂的，一匹地砖就可以把你拍得七窍流血。
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腕》里李成儒最经典的一段独白：“什么？人民币，我们这儿收的是美元，起价8000！开车直接进自家的花园，为你打开车门的必须戴假发套，英国管家，倍儿标准的伦敦腔。日本车？咱丢不起那个人，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但那是在〃疯人院〃选三楼楼长时说的。你当真吗？
在谈及为什么要兴建“英式花园、法式洋楼、哥特式尖顶，荷兰式风车……”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区〃，是把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房子、围墙克隆到川西坝子这么简单？所有的社区，都是在社会化的人群更迭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兴建者用主观色彩抹涂而成的，当年〃人民公社〃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因其主观色彩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最后不也逐渐消解了吗？要说〃社区〃，人民公社才是最伟大创意的社区！
即使说到International，当年“乌托邦”勾画的生活蓝图多么祥和有序，但事实证明它不过是一个脆弱的文人的臆想——纯粹、白领、秩序，但很叽叽歪歪——我倒觉着喜欢成都的老外们没事儿就蹬一自行车往宽巷子、红墙巷钻，因为那儿原汁原味。
一把蛋炒饭代表不了真正的皇帝生活，形式上的国际化代表不了你已经和国际社会在线连接，生活以及生活衍生的方式都是历史积淀而成，而非后天雕饰的，甚至每当驻足在上海原〃租界〃、现〃新天地〃的那条马路上，都会有种上海小女人刻意收拾打扮的感觉，每当我走在天津或青岛的原德国佬的街区，都会产生以耻辱当个性、尿布当旗帜的不爽感。
在花团锦簇的土地里很妩媚地兴建社区，是关于生活的美好创意，这也许是给100年之后人们参观的史迹，但在美好的创意之后，关键是行动的跟进。我知道有少数有钱人能移驾其中，但想起他们咬着舌头学伦敦腔的样子，就顿生幽默感，这真是一个关于〃国际〃的玩笑。
以三楼楼长的名义，如果这么尊贵这么雅这么International的这些社区有朝一日矗立在花花草草中，一定建议兴建者在大门处堂皇地摆放一口金缸，进门〃抓一把〃，出门亦〃抓一把〃。
“翠花，给蛋炒饭加点洋葱花！”
米卢卖房记（1）
想象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米卢斜挎红色授带站在某处楼盘前，作享受生活状说：“快乐足球，快乐楼盘——耶！”是一种幸福得搞笑的镜头。
但米卢从不觉得这很搞笑，从2001年深秋至2002年初夏，这个神仙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中国一处又一处高矮贵贱不等的楼盘的形象大使，收受一笔又一笔形象的租费或实物折扣。那个疯狂收获的季节后，米卢也说不清自己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房产瓜葛，这种感觉和西亚那些生育能力极强的王公贵族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王子、公主一样，是一种苍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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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米卢并不适合做楼盘大使，他略嫌混乱的形象，很容易带出某种流浪漂泊的感觉，从而有悖于天下所有楼盘“富足安康”的广告定位——但有时候米卢在中国已经是神了，而一个神的形象缺点是可以被忽略甚至被接受的。
那天，米卢对我说：“Peng，我告诉你，我在洛杉矾富人区有幢大House，很大的House。”骄傲而满足。在日后米卢的叙述中，我们渐渐知道了这个浪迹天涯的人在很多地方都有房产，让我深刻理解了“狡兔三窟”的含义，像米卢这样行迹诡异精明剔透的人，更是必须有N甚至N3的窟的。
因为这些能给他带来安全感，一个在年轻的时候就逃离出纷乱祖国，前往西班牙、前往墨西哥、前往美国的一个为拿到绿卡苦苦拼杀多年的人，一定是需要安全感的，而一处又一处不动产，是最直观最现实的安全保证。
“其实丫就是一外国农民”，米卢的翻译虞慧贤分析。我们进而分析，米卢对不动产的欲望乃至不动产广告的欲望都是个农民本能的反应，这和中国农民富起来后首先修座二层楼的瓷砖楼的动机是一致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于是我们就有些高兴。
米卢才不管“穷鬼”对他心怀叵测的分析，他继续追求着对每一寸土地的占有，那天红塔老板字国瑞客气地说：“米卢教练，以后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我们“静海苑”的别墅可是世界第一流的啊。”“静海苑”就是中国国家队长期下榻的别墅区，依西山傍滇池，有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三种风格样板，冬天有南归的红嘴鸥，夏天有北上的长脚鹭流连。一套300多万元，米卢早就垂涎三尺。
所以玩一次“客气话当其”的把戏，“OK，我十分高兴地接受昆明人民馈赠的礼物”，米卢是狡猾大大的，马上对身边记者说：“请代我向昆明致敬。”次日“米卢受赠静海苑”的标题比纷飞的红嘴鸥还多。
幸好红塔是国企，幸好昆明人民也足够精明，“我们准备馈赠100万元，打七折把房子卖给米卢”，一算之下，米卢还得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