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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东是中俄混血儿，和大部分旅居海外的华侨一样，勤奋而抠门、聪明而狡猾。他混得不好，我的到来让他欣喜，因为我除了提供给他400美金住宿费外，还有600美金翻译费，外加一箱康师傅方便面。作为回报，他答应我一起过俄罗斯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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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属于东正教，人民重视圣诞节，那天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我们正在“红场”附近，电视上一宣布，人民都高喊“乌拉”——他们早就对叶利钦不忿，因为叶利钦没能让他们有更多的面包和黄油，为了以示庆祝，人民拿出积蓄买了很多圣诞树点缀上彩灯，在这个动荡贫穷的国家，满大街的“波罗乃茨”车顶上都捆着圣诞树回家，地铁站里很多喝醉的人高喊着新领袖普京的名字，普希金广场上搞了隆重的圣诞活动——但一看就知道缺钱，因为桌上的火鸡很小很小，像只麻雀。
我住的“青年公寓”也搞了活动，每人发了一杯伏特加酒，来自乌克兰的大娘说了一串听不懂的祝贺词后，场面就乱了，很多人开始抢酒喝，很多人喝了就痛哭流涕，房东送了我一顶帽子，我当时感谢了他，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离开时才知道这暗中已被收费了10美金。
那一天，隔壁莫斯科大学发生大火，烧死很多学生。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过圣诞，感觉不好，房东老打呼噜，而且磨牙，隔着墙我也分分钟听得见，圣诞那夜，他喝了很多酒，我买的，醉后以头撞墙，用中俄两种语言大骂他的前妻。我有点怕，一夜紧握从国内带去的水果刀。
2000年圣诞，我在香港。那时候张国荣还没有从文华酒店往下跳，那时候香港正开始从金融风暴中渐渐呼吸，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非典和禽流感，所以香港人民还敢大吃特吃火鸡。
香港圣诞的气氛很浓，这个弹丸之地的人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像“职业动物”一样活着，受着老板、资本家的压榨，心理很扭曲，所以圣诞节成为一个发泄的机会。
首先是购物，铜锣湾的“SOGO”、“时代广场”成为3折或4折大潮中的天堂，香港人民举着信用卡把天堂变成屠场，购物是一种心态，在香港，在圣诞节的香港，购物其实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成为对残酷生活的一种报复。那天在“时代广场”见着了刘嘉玲，戴着墨镜，拎着大包小包，身后的马仔拎着更多的大包小包，但在这样疯狂的购物大潮里，没人会理会一个明星，何况她当时还没有出演让人很过瘾的《无间道》。不久，《东周刊》就爆出刘嘉玲那起受虐裸照事件。
圣诞真美好，香港好残酷。
我们住的酒店在平民区，酒店有个教堂，附近的人们那天都来唱诗，样子很温馨，有趣的是，他们的唱腔中太重粤语味儿。我问一个小孩，喜欢圣诞还是喜欢春节，他说：“春节好老土哦……”
2002年圣诞，我在丽江，住在一家叫“水凌凌激”的客栈，怎么听都像“冰激凌凌”。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庞大的人群把一幅宁静悠远的山水画变得糟糕无比，这一年的圣诞，丽江已变得满目疮痍。有个来自北方的退休老干部艺术团住在我们客栈里，天天唱二人转，老男老女眉目传情，自以为回到了三十年前，但样子却狰狞得吓死人。
平安夜很冷，客栈老板娘端来一盆绝对古老的铜火盆让我烤手，并且送了几个芋儿埋在炭灰里，那是能永远记住的温暖，我当时正处在人生一次痛苦的大抉择中，钟声响起的时候，剥开芋儿吃了一口，觉得人生变得很简单。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1）
人的一生其实是被理想折磨的一生，特别是居住，要还是猴子，找棵大树找个山洞群居就行，只要第二天早上还没被雷电烧成熟食或被剑齿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叨走，就是真正的居住幸福。
小时候被一部片子感动得泪流满面——《聂耳》，由赵丹主演的这部片子有一个情节：被革命和爱情双重驱动的男主角，于一个静谧的夜中把脑袋伸出上海的某处小阁楼天窗外，拎着小提琴（那时很小资地叫它“梵阿铃”）开始演奏《幸福狂想曲》……阁楼、梵阿铃、静谧的夜、细雨如丝、澎湃的年轻音乐家——我发誓，当时我决心拥有这样一处小阁楼，总之它给我的感觉如此之好，如此地代表着还未成功（但必将成功）的爱情与革命，那真叫浪漫。
很久以后我才想通，上海滩那些个小阁楼非常潮湿非常容易得关节炎非常肮脏非常地容易遭到老鼠的袭击，而且把头伸出阁楼天窗外拉梵阿铃不现实，革命与爱情还没成功，隔壁家老阿姨的洗脚水就会泼将过来。
大学报到那天我很激动，不仅因为我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很光宗耀祖，而且我可以在集体寝室里与众室友切磋一切可以切磋的人生理想，包括尽情打麻将。大学宿舍，虽然多么“象牙”的一个称呼。
但寝室里良莠不齐，先是老四偷了老二的打火机被老大扇掉门牙，后是老三另立山头向老大叫板，然后大家在一个闷骚躁动的夏天后开始找女朋友，我们那著名的团结的健康向上的316寝室名存实亡。大三那会儿，因寝室卫生条件太差（有一盆洗脚水至少2个学期没人倒了），本寝室成为甲肝的传染源；等肝炎被校方及时扑灭，又有两个室友因打麻将屡教不改而被开除……
成都“五大花园”热销时，我借钱买了一套170多平米的复式楼，虽然这种所谓“花园”离市区足有一个小时路程，但这已使人生的居住理想初现端倪，想象自己坐在房子里那半旋转式木楼梯上（这时一定要叨根香烟）端注客厅的感觉一定很惬意，我为当初小阁楼、大学寝室的居住理想汗颜，并为复式楼的居住现状深感骄傲，走出房门时背阔肌也提得高高的。
不久，有一贼竟爬上我家的窗台，得手后竟坐在我心爱的半旋转楼梯上抽了根烟，他走后，那股子香烟味道还余音绕梁，这让我很受伤。五大花园治安太差，一气之下我带着复式的心情把复式房卖了。
我一哥们儿的哥们曾在北京广播电台做主播，攒了一笔银子，他妻子生得极漂亮，如果酷爱艺术又有些资历的人一定记得当年有部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型敦煌歌舞剧叫《丝路花雨》，他妻子就是里边二号“飞天”的角儿，甘肃一歌舞团的台柱。我哥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她搞定，未几，美人儿说想去美国定居，目标直指洛杉矶的“Town House”。
这美女有追求，所谓“Town House”就是葛优在《不见不散》里用特崇拜的口吻大叫的“好大一个耗子”——绝对美国中产阶级，绝对单门独户，前面有花园，后面有游泳池，看着《华尔街邮报》或《洛杉矶时报》坐等日落的那种美好情调。
说实话，在遭遇成都“五大花园”后，我屡屡从盗版碟中看到美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条件，那才叫生活，那才叫品位，电梯公寓楼？联排式别墅？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我开始把理想的导弹瞄向独幢式别墅——不，它的学名叫“Town House”，深深把这个发音刻入大脑语言区。
哥们儿的哥们儿一直在国际长途里对哥们儿说：“欢迎到洛杉矶参观”，我去到哥们位于洛杉矶的家中已是2003年，因为正举行美国女足世界杯顺道过去瞻仰的，他那“大耗子”位于洛杉矶一处半坡上，白天可以享受著名的加州阳光，入夜可以俯瞰山下壮丽的车河，但听不到车的噪音，整个社区属于那种你踏进一只脚就肃然起敬甚至觉得前30年白活了的地方。
但我哥们的哥们儿4年工夫就老了一头，以前他是记者队的强力中锋，现在背似乎佝偻了、头发也没以前那么茂盛，为了凑足60万美金买下这“大耗子”，他被吸干了人生的灯油，他按揭的是房子，但我觉着他把他整个的人也按揭进去了。哥们生活很拮据，他请我们吃的晚餐是粉条、白菜炖骨头汤，怀疑骨头是从打工的餐厅带回来的，因为美国人不吃骨头，喝的二锅头是我们偷偷带进海关的，因为美国的酒贵，花园里的草坪也只种了1/3，他悻悻说：因为养护费太贵。
哥们为了那美国“耗子”的人生理想，辞去了很火的电台工作，到美国后先帮人当司机，后又去唐人街包饺子，再后来又去当中文家教（其实我另一哥们儿甚至帮私立医院背过尸，他曾恶毒地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活赚钱啊，别说背尸，有钱奸尸我也干，事实上上述几种工作他有时是兼着一块干的，“还有20万，估计还得干10年，还完房贷我就回国”），我算了一下，10年之后他已50多岁，连骨油都被理想熬干了。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2）
这时，他那在华人旅行社打工的妻子回家了。那情形是后来看了《手机》后才深刻感悟到的，就是吕桂花30年后的模样——当年的蜂腰已有黄桶的趋向，当年天鹅般的脖子暗藏摺子，为了尽量挣钱还房贷，美人儿已如黄花去…… 但是我惊谔地发现，客厅中仍然有一架钢琴，很贵的那种。
为了理想的代价，生活中一茬茬涌现吕桂花。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房子为人服务，还是人成为房子的奴隶，把你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按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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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骨头熬成的一锅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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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乡下来（1）
我一直怀疑，把“住到乡下”搞成一种时尚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诱惑，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诱惑——蓝天、白云、草坪，孩子们在和那两条“哈士奇”嬉戏，太太在整理玫瑰园的花朵，而我，叨着烟斗斜躺在木制阳台的藤椅上，懒散中透着从容地看着某份主流报纸的财经新闻，最好的设计是看到一半时扔下报纸叹一声：“股市诡谲啊……”
这样的图腾想象一直蛊惑着我，那年看王志文、许晴演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男主角建在郊外白桦林中的小木屋和当时还美得不可方物的许晴共同构成了强刺激，它符合东方陶渊明式的桃源遐思又紧扣时代的波希米亚节奏——直到前年碰到一号称在那剧组干过的人，才知道剧组在拍摄期间一直啃方便面，因为离城太远，生活极不方便。
人类的行居轨迹远远不像圣人和诗人描绘的那样宏大叙事，其实就是一种无聊的轮回，从乡下到城里，从城里到乡下，如此而已。但我们仍然被大量美国中产阶级片子推动着，向往去一片明媚、洁净、有序、富饶的小镇居住，矢志不渝。
老朱实现他美国式居住梦想时是36岁，地点：华阳，代价：按揭20年。虽然是两户一幢的联排别墅，但这个遗憾很容易因为其它正面因素而忽略不计——他拥有了一处草坪，拥有了从一楼至三楼窜上窜下的快乐，拥有了早餐时坐在落地窗前把刀叉碰得叮叮当当的音符……那几天他常给各路朋友打电话，故作漫不经心地通知对方：欢迎到乡下来做客。“乡下”两字他咬得很重，而且打给我那次，这两字甚至特别动用了普通话。
老朱开始索然无味是在入住1个月后，继而烦躁，继而愤怒。实际情况是：老朱并没有怎么享受躺在草坪上的惬意，倒是因为一次美国式的烧烤晚宴而格外失意，粗鲁而没见过世面的哥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