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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观众骚动起来，最后一部分彩车上场了。车上都是赤身裸体的男运动员——古代奥运会只有男人可以参赛并且是裸体——下体用鲜花或其它方法遮掩着。他们摆出了一组组静止的雕塑，有掷铁饼者，投标枪者，还有一位穿着军服的马拉松选手……这组形体绝美的雕塑使人回想起两千年前的盛世。
五彩缤纷的礼花映红了夜空，把八万观众的情绪带到高潮。
在这个令人迷醉的时刻，没有人想到死去的百米之王（和他的情人）。为了不影响闭幕式的气氛，希腊新闻界不约而同地对此事作了低调处理。毕竟这是一个独立的刑事案件，与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无关，干吗让它给雅典奥运会抹黑呢。
只有贵宾席上的客人与众人不同，当他们面带笑容与观众一起鼓掌时，心头都沉甸甸地坠着这件事。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前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洛并肩而坐，在观看的空隙里，他们一直在低声谈论着这幕悲剧。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天才运动员不幸死于非命——实际这句话并不准确，天才是指自然赋予的才能，而鲍菲·谢的短跑才能却是科学家赐予的。科学的发展甚至使人类语言都面临着淘汰和革新，而且这种变革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很可能10年后百米运动员能创造8秒、7秒的纪录——这并不是痴人说梦，不要忘了，猎豹跑完百米只需3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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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基因改良术是人们不得不顺应的历史趋势？人类虽然担忧、惧怕、沮丧甚至仇视，但最终不能阻止它？
两位主席都不是守旧派，他们知道体育只是在与金钱和科学联姻后，才变得如此强大。
几年前，内比奥洛曾不顾体育界激烈的反对，减轻了对服用兴奋剂者的处罚，把禁赛四年改为两年。其实他不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他是迫于势耳。看看这些落后于时代的希腊人吧，他们还在闭幕式中赞扬“赤身裸体”的、不加任何包装的体育，认为这才符合体育的真谛。这种理想主义自然是好的，可惜它永远不能复生了。
在烟花的爆鸣声中，萨翁侧身对内比奥洛说：“对鲍菲·谢已经作出决定，你知道吧。”
内比奥洛点点头：“嗯，金牌冻结，在下届奥运前由医学委员会裁定。”
“反对意见相当强大——而且，也不无道理。”
“对。”
在奥委会内部讨论中，不少人要求立即取消鲍菲·谢的成绩。他们尖刻地指出，如果对鲍菲·谢的成绩网开一面，势必引起一轮新的、激烈的技术之战。一位委员讥讽地说：“这种竞赛一旦开始就不会有终结，一直发展到把短跑运动员改造成猎豹，把游泳运动员改造成剑鱼。为了尽善尽美，科学家们一定会为他们装上豹尾或鱼鳔哩。”
想到这里，萨翁微微一笑，对内比奥洛说：“其实我倒有个釜底抽薪的好主意，但我知道，作为前田联主席，你一定不乐意听的。”
“我洗耳恭听。”
“雷泽夫大学那位金斯先生说得对，体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体的综合指标，这恰恰是动物达不到的。猎豹比人跑得快，剑鱼善于游泳……但没有一种动物会跑会跳、会游泳会举重。
所以我建议取消所有的单项体能项目，代之以十项全能或二十项全能，一劳永逸地摒弃人体的畸形发展。可是这样一来，国际田联就要撤销了——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内比奥洛没有反驳，只是淡淡应对道：“这样就能完全摒除兴奋剂和基因改良手术吗？”
两人叹口气，不再讨论。这时，本届奥运组委会主席已经走上白色圣火台，取下火种，小心地保存在金属容器内，准备在下届奥运会上用它点燃圣火。然后，燃烧了20天的本届奥运圣火慢慢熄灭。
历史的帷幕又暂时拉上了。
八 世纪性审判
对田延豹杀人案的审判在奥运闭幕的一个月后进行。奥运期间，希腊新闻媒体对此案有意作了低调处理，现在他们开始转移了聚光灯的方向，把它作为新的新闻热点。虽然“新闻报道不得影响判案的客观性”，但实际上记者的报道难免有各自的倾向。一派意见主张对田延豹严惩，因为他杀死了“奥运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这些人对所谓的猎豹基因的说法嗤之以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是“公然在警察面前行凶”。一派意见则同情纯洁可爱的田歌小姐，她有什么过错？她仅仅是想把处女宝留到婚礼上，她勇敢地保护女仆不受男主人的强暴，这样美丽善良的女神不能终其天年，上帝太不公平了！我们但愿血亲复仇的律条在今天仍有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意见越来越占上风。那几位狗仔记者偷拍的恋人照片频繁见于各报，美貌贤淑的田歌小姐成了希腊公众（他们在道德观上是偏于保守的）的偶像，其热狂程度只有上个世纪黛安娜王妃之死差堪比拟。这种气氛对田延豹的量刑无疑是有利的。
审判是在雅典的阿雷奥伯格法院举行，即传说中由智慧之神雅典娜亲手创建的法院。法院之外人头攒动，制服笔挺的警察们严格把守着入口。这些天来，那些捣卖过奥运入场券的黄牛党又有了新的生意，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弄来法院的入场券，再以300－500德拉克马的价钱卖出去。即使如此，入场券仍是供不应求。
从早上开始，听众开始潮水般涌进审判厅，各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在门口频频拍照。附近餐厅和露天餐厅的生意也异常火爆，小贩在门口大声兜售快餐。审判厅设在二楼，屋内陈设相当陈旧，看来奥运给雅典带来的建筑热并未惠及它，也许，法院是有意想保持“雅典娜时代”的历史氛围。
审判厅的前方是法官席，是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由红木隔板隔开。平台上有三把高背皮椅，这是法官的坐席。平台的右侧是证人席，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封皮已旧的皮面圣经，一尊耶酥受难像，还有一个放材料的托盘；左侧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稍后一点是十个陪审员的席位。
厅内有一排排简陋的木凳，可容350人旁听。现在听众已差不多到齐了。厅内有一块地方留作记者席，有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俄通社，自然也少不了新华社。新华社记者仍是由采访奥运会的穆明担纲。不过，由于两个死者和两个凶手都是中国人或华裔，这种情形对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些微妙，所以穆明小心地保持着同其它记者的距离，沉默着，不愿与同行们多交谈。
罗伯特已正式加盟纽约时报了，在奥运“豹人事件”中，虽然在采访后期他有过重大失误，但瑕不掩瑜，总的说他的报道使纽约时报始终处在新闻界的前列，所以最终他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室里摆上了自己的办公桌。此刻他也在雅典。一走进审判厅内，他就开始寻找熟人。他在第一排听众中找到了费新吾，自从田歌和谢豹飞遭遇不幸后，他一直没有回国，忙于为田延豹聘请律师，安排监狱的生活。费新吾身边是一位满脸络缌胡子的美国人，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的资深教授埃迪·金斯，他自我推荐来做田延豹案的科学顾问。他曾对罗伯特说：“也许普通人一时难以理解这场审判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由我来充当法庭的内行证人。”
费新吾的身旁是田歌的母亲谷玉芬，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悲痛摧垮了，神色悲凉，头发灰白，怀里抱着田歌的遗像。那位青春靓丽、朝气勃勃的姑娘，与镜框周围的黑框是多么不协调！
在那个黑色的日子里，谷玉芬赶到雅典警察局的停尸房。铁屉打开，蒙蒙白雾中露出女儿的面庞，身心交瘁的妈妈只哭出一声，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所幸她被抢救过来，现在仅仅左手和左腿动作不大灵便。田延豹的父母没有来雅典，这是费新吾和律师商定的小小计谋。让田歌母亲代表田氏家人出庭，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呼吁。现在，谷玉芬沉默着，像一座沉重的石像，她怀中的照片吸引了全场的视线。
厅中有一个圆形的看台，入席的是一些知名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希腊申奥主席、船王妻子吉亚纳·安格洛普洛斯。她十分喜爱强悍的鲍菲和他美貌可爱的恋人，曾邀请两人到家里作客。想不到两人却同时到了另一个世界。现在，她看着镶着黑边的田歌遗像，心头十分沉重。在她身后是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瑞典隆德大学的莱夫·卡内因，他曾受耐克公司聘用监督鲍菲·谢。当然，在他所监督的领域里，鲍菲是绝对清白的。他超人的体能原来来自另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否合法，至今仍在激烈的争论中。
座中还有耐克公司总裁的私人律师加夫·考德曼，他作为菲尔·奈特的代表出席，以示对鲍菲后事的关切。他们在鲍菲身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却料不到出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
菲尔在公司董事会上曾有过一个自嘲式的讲话，这个讲话被新闻界披露后竟然变得十分有名，简直成了本世纪的范文，这也是人们料想不到的事。菲尔的讲话是这样的：“究竟是谁错了？鲍菲没有错，他打破了9。5秒的百米纪录的大关，并且确实没有使用兴奋剂；鲍菲父亲没有错，他发明了一种制造天才的技术并把它施之于儿子身上──换了旁人也会这样做的；卡内因和麦克唐纳没有错，他们尽职尽责，在法定的兴奋剂范围里保证了鲍菲的清白；菲尔·奈特没有错，他签了一份有利的合同，并且精明地排除了出现丑闻的可能。
我们都没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
还有一点出人意料。虽然鲍菲已经死了，但耐克公司以他为号召而推出的新款鞋却异常火爆。青年们狂热的购买，并约定俗成地把它命名为“豹人”牌。耐克公司对顾客的情绪敏锐地作出反应，设计了一个目光忧郁的豹头商标，把它印在运动鞋上、运动衫上和棒球帽上，“LEOPARDMAN”（豹人）的知名度远远压倒了“JUMPMAN”（飞人）。也许这说明了，所有人心中（作为兽类的后代）都有一份野性需要渲泻？
旁听席上还有两个人，两天后他们将成为摄影机的焦点，但是此刻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两人都是白人，但肤色稍黑，长而窄的脸形，鹰钩鼻，后脑骨较突出。这是西亚某些部族的特征。他们穿着崭新的西服，口袋里揣着土库曼斯坦的护照和从阿什哈巴德到雅典的单程机票。在他们下榻的旅馆里，侍者对他们十分好奇，因为这两人一直以面包和清水为生，还经常席地而坐，面向东南方喃喃地念着经文。在审判进行期间，他们安静地坐在旁听席上——旁听证是他们用1000德拉克马的高价买来的——就象两个等待鳟鱼的渔夫。
这次审判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鲍菲的亲属没有露面。谢教授的座位在第一排，但一直空着，直到第一天审判结束他也没有露面。鲍菲母亲实际已到场了，但她没有与丈夫的座位排在一起，而是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记者们大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