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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门口的灯全被打碎了，大使馆的玻璃也是，没有一块完整的。可乐瓶子，砖头、石块，有时候还有墨水瓶子，这些东西像打雪仗似的飞进院里去，墙上到处都斑班驳驳的，就像长满了雀斑。人们嚷嚷着，说要美国大使馆降半旗。北大的人拉着横幅站成一排喊口号，那架式很激动人心，他们的头上扎着布条，每个人都跟崔健似的。
美国人停在使馆院子里的汽车也报废了，如果有人能找到一块够大的石头，他周围的人会说：“让开让开……”。大家给他圈出一块空间，那个人就利用这空间把石头扔出去，如果能砸坏什么东西，人群就会爆发出一阵喝彩。
我们还看到一个美国的年轻人，这家伙竟然从使馆里走出来，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我真佩服他的勇气。在这美国小子的前面，有个中国小妞给他开路，看样子挺漂亮，可能是翻译，教人让路的时候时不时夹杂几句英文——“哦，shit！让让路。”
那美国小子走过去的时候，有人提醒大家：“不能打，不能打。”等那小子走过去了，又有一些人明白过来，再次提醒大家：“打他，打死他！”而且确实有些人追过去。
有些家伙企图阻止追过去的人，可惜不太成功，追过去的人太多，拦不过来，那个时候人们都跟疯了似的，好象没什么理智。
后来，我们路过古巴大使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愉快，他们站在阳台上，携妻带子地向游行队伍招手，人群报以热烈掌声，还有人喊——“古巴人民万岁！”
我们出了秀水街，我说饿了，去吃麦当劳。临要进去了才想起来，麦当劳也是美国人开的——真是扫兴。没办法，我们只好在路边找了个朝鲜人开的面馆，一人要了一份冷面。
闹吧闹吧祁又一
是的，那个时候我瞧不起微微对这个事件的热情，我认为这事并不怎么光彩。吃面的时候，微微很高兴，她对我说，她参加了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回学校以后要组织更多人来——事实上，她确实这样做了。微微这么做未必有错，可是在我心中这可不是有关微微的好回忆。
微微的英语成绩非常好，那个时候，微微正在准备考托福，我经常看见她抱着一本托福的词典，唧唧喳喳念个不停。可是现在，微微坐在我对面，一边吃朝鲜冷面一边讲她的感受，还指责我在这件事上热情不高。——天大的冤枉！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幼稚的理想，那就是“用文学救中国”！——不许笑，谁也不许笑！这事说出来令人难堪，让我脸红，可它曾经是我坚信不移的信念，当时我认为这事既可行又有必要——当然，以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事恐怕既不可行又没必要。
总之，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家伙，虽然比较傻，可激情和理想还是有的。微微的指责令我伤心，我当时比较孤芳自赏，我认为微微不了解我。
于是，我们就吵了一架——一开始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后来变成人身攻击。微微说我自高自大，我说微微无知；微微说我那点所谓的理想永远不可能成功，我说：“是么？在我成功前有一件事情必须做，那就是把侮辱我的家伙一脚踢开！”
微微拿起她的书包站起来，微微生气了，她看着我说：“齐天，去救你的中国吧！”
微微走到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掉头，拐入长安街，然后像掉进亚马孙丛林的虫子一样消失了。我能猜到，微微肯定是回东直门拿自行车——我们的自行车都在那里。
我站起来，也想打一辆车直奔东直门，可是付钱的时候，发现裤兜里的纸币只剩下十五块钱了。付过钱从朝鲜面馆出来，我数了数，钱包里的全部资金总计1元5角——有五毛钱的硬币。
于是，我只好拎着我们新买的鞋一路走回去。我从秀水街沿着二环往北走，一路上尘土飞扬，偶尔有送游行学生回学校的大客车驶过。这一天里，我走了太多的路，双腿酸软，我已经很累了。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无比恶劣，并且越走越恶劣，等我终于走到东直门的时候，我已经认定，这都是微微的错。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翻翻我以前的日记就会知道，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大吵两次架，闹得要死要活的，小吵就更不记其数了。
我想，我可能是厌烦了。那大概是六月间的事，那天下午在学校，她告诉我说，胡平又找她谈话了，当时微微笑着告诉我说：“胡老师说快高三了，让我和你保持距离。”
我说：“是么，胡平说得挺有道理。”
微微说：“你说，咱俩保持多远距离合适？”
“不知道。”
微微比画着，她把双臂伸直，她说：“这么远？——还是……”她把下巴枕在我肩上，她说：“还是这么远？”
我说：“别闹了，人家看着呢。”
微微说：“呦，你这小流氓还知道害羞哪！”她用手掐我的脸说：“瞅瞅，就这儿皮厚。”
我把她的手弄开，皱着眉头说：“有完没完！”
微微愣了一会儿，她说：“犯什么毛病呢你！”
“你才有毛病，教你别弄，你瞎弄什么！”
“不就掐你一下么，怎么了。”
“教你别弄听不懂啊！”
“我凭什么偏要听你的！”
我说了一句“真他妈的烦人”，然后就走了，走到门口时，微微喊了我一声，我回头看了她一会儿，她说：“滚吧你！”
于是我就走了。
我们彼此冷落了两天，第二天傍晚，微微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去散步，“你好长时间没和考特散步了。”——其实只有两天。
我说不去，快期末了，要好好看书了。
然后就挂了电话。
神秘电话祁又一
就在我和微微闹翻之后一个星期，我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那是个女孩儿打来的，她说她想和我做朋友。
我想都没想，毫不犹豫地说：“行啊，你叫什么。”
那女孩儿很吃惊地说：“真的可以么？”
忽然之间，我又说不出话了。虽然我是个欲求不满的普通高中生，虽然和微微闹翻了之后我寂寞难耐，但是——我对和微微闹翻这个事还是有点儿后悔的。
我什么都没说，挂了电话，不一会儿那女孩儿又打过来。我拿起听筒，一听是她的声音，我说：“你有病吧？”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说错话了，正想道歉，那姑娘说：“齐天，我注意你很久了，我真挺喜欢你的。”
现在想起来，不管那个女孩还是我都挺傻的，标准的“日剧看太多综合症”。可是跟你说吧，此刻我在我的小窝里写这些东西——确切时间是午夜1点——此时此刻，如果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如果有个姑娘对我说以上那些话，我依然会感动的，我会打心眼儿里感激她，没准儿我会毫不犹豫地爱上她。是的，只要她比江泽民的老婆好看一点点，我就会毫不犹豫的爱上她，寂寞、寂寞，多么可怕的字眼！寂寞无处不在，只有热恋能够让人不再寂寞，就像酒精，像毒品，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能力暂时脱离寂寞，就像，只有敢于尝试毒品的人才可能品尝飞翔的滋味。
张楚说得对，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们会像鲜花一样枯萎。
我说：“你长得怎么样？”
“不太难看，”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其实，我觉得吧……我长得还可以。”
“你是我们学校的么？”
“是。”
“几年级？”
“高一。”
“我认识你么？”
“认识。”
“你是谁啊？”
“我是……你愿意和我做朋友么？”
“愿意。”
“真的愿意？”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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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露。”
天啊，小露，那个喜欢王小波、格非和残雪的小露！当时我的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人名：蓝精灵。
我说：你真逗，拿我寻开心哪？
还没等她说话，我就说：你别刷我玩了行不行你和微微串通好了来整我的吧？我这儿还有一大堆书没看就这么着吧明天见……
之后果断地挂了电话。
后来，我在学校无数次遇到小露，几乎每次都是在图书馆里。有时候是中午，有时候是晚上，如果我旁边有座位的话，小露就会坐到我旁边，我非常乐意她坐在我旁边，我喜欢看她借出来的稀奇古怪的小说，有很多书我闻所未闻，她却能够如数家珍；我也喜欢和她聊天——后来与微微和好之后也一样（事实上，后来小露进了学生会，而微微高三以后成为了学生会主席，所以她们的关系还不错）。
我们聊天的范围非常之广，从《红楼梦》到王小波；从象征主义到她编辑的班刊；从《仙剑奇侠传》到她的白马王子（她的班主任）；从理想主义者的窘态到塞万提斯，我们几乎无所不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爱上她了，我甚至在我的日记本里为她写了一首14行的短诗。可惜我没给小露看过，事实上，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后来小露有了新的朋友，而且不止一个，我常常在学校门口看见她和那些高一的男孩走在一起。每当我们遇到了，我就指着她旁边的男孩大声说：“又一个！”或者说：“真行，一天一换。”
有时候，为了表示她对那个家伙一点意思都没有，小露会对那个倒霉的男孩说：“你一个人去吧，我不去了。”
然后就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缠着我给她买零食，我给她买过的零食无非以下三种：1、棒棒糖；2、膨化食品；3、冰激凌。
那段时间里，小露在她们年级的女生中间公然宣称喜欢我，于是蓝精灵伤心了——这家伙本来就脆弱得不行。
我记得有一天中午，我拿着可乐从学校外面往回走，迎面遇上蓝精灵。他说：“来，给大爷我喝一口。”
我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在平时，本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玩笑话，可是蓝精灵的反应却出奇的强烈。这个小子指着我，恶狠狠地说：“行！齐天，你丫就这样！”
然后他就走了，我十分诧异，在后面喊他：“犯什么毛病呢你！”
蓝精灵回过头来，用纯正的美音骂了我一通，每一句都像是出自布鲁克林区街头黑人之口——这小子喜欢听说唱。
当时我就明白了，这小子恐怕是被小露气到了。
虽然我对小露知之甚少，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喜欢这个小我一岁的姑娘，我喜欢她的大胆、直接、热情奔放；我喜欢她挑出来的大部分小说；我还喜欢她惊人的冷静和成熟——她有很多优点令人着迷。
变故祁又一
虽然我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准备，但那年的期末考试我根本没考，家里出了些变故。
我母亲族里一个至亲长辈回老家探亲的途中去世了，是心脏病突发，下飞机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他膝下无儿无女，小辈里最喜欢我，一个月前给我姥爷的家信中还夸我“天资聪慧”，要纳我为义孙。
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天，我陪着姥姥姥爷在家里坐着，我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