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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时候，她正站在窗户前看风景。
事实上，电话铃响了不到一秒就被我一把抓起，我问对方找谁？说完看了一眼小露，这时候小露也正看着我。我以为对方的回答将决定我的一生，结果对面那个人唧唧喳喳说了一堆上海话，我告诉她我只会说普通话，那个人就用上海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我找老张。
这时候老李也冲进来，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我告诉他是找老张的，老李犹豫了一会儿，就转身出去叫老张了。
小露扑哧一声笑了，我也苦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十分丢人。我不断地告戒自己，如果电话再来，我一定要慢慢地拿起话筒，语调和缓地说话，决不能再如此失态了。
可恨的是，当电话再次响起，我依然在第一时间抓起了电话。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问对方找谁？那边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齐天同学是住这里么？”
——至此，我听到扑通一声，那是心脏从嗓子眼落回胸腔的声响。
挂下电话之后，我站起来，没有说话。小露高兴地看着我，说太好了，齐天！
我抱住小露，吻了她，我们都高兴极了。我回屋去拿了书包和衣服，和老李、阿迪握手告别。小露送我上电梯，我问小露要不要陪我去？小露摇头说，她要陪陪阿迪他们。
我下楼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青松城酒店——所有评委和招生办的头头们都住在那里。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当时的心情。如果让我回忆的话，我肯定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好得无以复加。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和我聊天，给我讲如何区分哪些是上海人，而哪些不是。我感觉如坠五里云雾当中，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令人不敢死心塌地确定。你知道，最大的幸福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之后的幸福；可以说，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的，而强烈的反差令人难以适应。
到了青松城酒店，坐电梯上到21层。我见到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他和我握手，给我倒水，接过我的大衣放在床上，问我要不要吃根香蕉？——这一切令我受宠若惊——要知道，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被学校里的家伙当作烂在地上的苹果踩来踩去，我这样的家伙在全国数以千万计；而对方是北师大的招生办主任，是那种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必须拔掉家中电话，或者躲到外地才能防止家门被挤破的家伙。
后来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来了，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同样的握手、问寒问暖。我给他们讲昨天晚上接不到电话的故事，她表示同情，还告诉我她也有个女儿，去年不顾父母反对，考到建筑系去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谁也不说比赛的事，我觉得他们好象在等谁，可是又不好意思问。这个房间的地毯厚极了，可以把整个脚陷进去，还有落地大窗，可以看见黄浦江。我当时觉得，当大学老师真是太爽了，可以住这么好的房间。（现在我知道，大学老师只有出差时比较爽，平时的生活还是很清贫的）
后来，门口进来一个老头，招生办同志和系主任同志都站了起来，我也赶紧站起来。系主任同志介绍说：这是中文系的童教授。
又对童教授说：“这就是齐天。”
那老头大模大样地和我握了手，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问我说：“你是不是写……那个老女人的？”
我说：是，是我。
这老头就很高兴，又和我握了一遍手，还恍然大悟似的说：“哦，齐天啊，我知道你。”
总之，这个老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坐下来，系主任同志给他倒了水，我们就此开始谈论比赛的事。
他是这么开场的：“北大么，他们的两个已经定下来了吧？”——说罢看了一眼招生办同志。
招生办同志点点头，很肯定地说：已经定下来了。
“复旦么，他们也不见得比我们强，而且——他们好像只招上海学生吧？”
招生办同志点点头说：好象是。
“其他学校就不行了。——清华的中文系也没有我们强，”童教授很肯定地说：“不要看他们牌子大，他们的中文系不行。”
最后他看着我说：“我们看过你写的文章，怎么样，愿不愿意考虑一下我们师大？我们北师大中文系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明年还有基地班。”
我刚要说话，童教授赶紧又说：“当然，你也不用急于回答我们，可以考虑考虑，也可以和家里商量一下。”
——事情就是这样，童教授根本没搞清楚我的情况。他们准备了一顿满汉全席给我，还担心我不满意；他们不知道，现在我有吃的就行，哪怕只是一只3块5毛钱的汉堡包，我都会感激涕零地吞下去——更不要说眼前的这顿大餐了。
第八部分
我很晕祁又一
我想起来了，那天确实阳光灿烂。从青松城出来，我不想立刻回浦东，就在那附近转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里有很多解放前盖的小洋房，洋房周围圈着栅栏。我在路上走了一阵，忽然想起，应该给家里去个电话。我在其中一座洋房旁边停下来，用那里的公用电话拨了北京长途。结果家里没人，只有录音电话开着，我就对着录音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了。
后来，我在公用电话前面站了一会儿，犹豫再三，拨了微微的手机，没开机；给微微家拨了电话，没人接；我又给她爸爸家拨电话，还是没人接。我站了一会儿，大概十分钟之后又打了一遍，依然没有人。
路上行人很多，无不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我在他们中间走着，觉得这个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舒适极了，我是说，我感到无比惬意。
回到浦东，一进门，阿迪他们就抱住我问着问那，看上去很关心我。
我向他们着重介绍了那个豪华标准间的情况，特别提到落地大窗和淹没皮鞋的地毯。老李感叹道：“原来当大学老师这么好啊，鸡巴，你小子以后还不混个教授当！”
下午，老张送我们到南洋模范中学，又坐赛委会的大巴来到颁奖的地方。那儿人很多，还有好多记者。念一等奖名单时，第一个就是我。
在主席台上颁奖的人有方方，有铁凝，有叶兆言，还有上海作协的头头和各大学的教授。给我发奖状的是个老头，看桌子上的牌牌，知道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他把奖状发给我，拿着一等奖名单问我是哪个？我告诉他我的名字。
他问我：有没有哪个大学找过你？
我说有了，北师大找过我。
他说：哦，好。好好努力！
拿了奖状，我们在主席台前一字站开，台下的闪光灯噼劈啪啪闪个不停；还有几个电视台的家伙，扛着摄相机在我们脸上依次扫过，酷似使用反坦克火箭瞄准目标。
我站在主席台最边上，一脸茫然。
我想，迄今为止，我记忆中唯一一次上主席台领奖的经历发生在小学一年级，得奖的原因是那年的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学校发了我一个印着“奖”字的田格本——如果这算得奖的话，就是我得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奖，我是指——上台领取的那种奖。
我希望这些反坦克火箭当中有隶属于上海卫视的，因为我家能收到的上海节目只有上海卫视，我想让我妈也看见我。
再后来，闪光灯闪完了，主席台上的人让我们下去，我们就排成一行走下去。回到座位时，经过老李，他踹了我一脚说：“小丫的，请客！”
当天下午4点多，我们从会场出来，直接回了住处。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得了一等奖。爸妈很高兴，详细地问我所有细节。我说得出奇地平静，其实心底激动得不得了。我也拨了一次微微的号码，还是没人接，我想不出来她们这一家子跑到那儿去了，我觉得微微好象消失了一样。
“砰”
祁又一
那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那顿饭糟糕透了。本来打算吃PIZZA，结果，当我们到人民广场附近的那家PIZZA店的时候，老远就看见店门口排着足有50多人，就好象吃PIZZA不要钱似的。
后来，我们在两条街外的肯德基随便吃了一顿，那儿的人同样多得不可思议，在里面坐着纯属受罪，感觉跟我以前挤地铁的感觉差不多。
吃完第一份套餐之后，老李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不明所以。
老李就说：“别跟我们回去了，我要是你就玩一大圈。”
我说：“不行，我没钱了。”
老李说：“怕什么，我借你好了。”
我想了想说：“算了，我现在没心情玩，只想赶紧回去。”
小露也劝我，她说：“你该去杭州玩一玩，再不然无锡也行，那儿有无锡排骨。”
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现在整个脑子里空空如野，这个变化来得并不突然，可是依然令人措手不及。
我打了个比方：“就像黄花闺女的新婚之夜，虽然早知道后果，但是真的发生之后依然难以适应。”
阿迪接道：“瞎感叹什么，不就是少层膜吗！”
此话引得众人狂笑，小露指责阿迪说：“你怎么这么流氓啊！”
我拍着阿迪的肩膀说：“对，就是那感觉，被捅破了的感觉。”
那一整天，我感觉四周虚无缥缈。像是一只热气球，不断向上升，我老是觉得自己会在什么地方炸掉——“砰”的一声，粉身碎骨——换句话说，我觉得被捅破了。周身舒爽，分外轻松。
愉快地回来了祁又一
回到北京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小露和老李顺路，老李打了辆出租车，两人先走了；我和阿迪一路，在回家的地铁上，那小子心情忧郁，大概是担心未动一字的寒假作业罢。总之一路无话。
我站在家门口，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只好从背包的小兜里翻出钥匙，自己开了门。家里有股熟悉的味道，我洗了手，放了一盘在上海买的盗版VCD，然后坐在客厅的电话机旁，拨了微微家的电话，铃响两声之后接通。
我说是我。
几乎在我说话的同时，我听见微微尖叫道：“小流氓，是你啊！”
微微说：“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我打了，还不止一次。”
“我不信，你这老骗子，你说，你什么时候打的！”
我告诉她大概的时间，她在电话那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可能，那天我在家。”
“你不在。”
“我肯定在！”
“你不在。”
“我肯定在，你就是没打电话！”
微微说得如此肯定，以至于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微微真的在家，或许是我拨错了号码？
微微问我上海的天气，还有那边的好吃的，并且告诉我，她这几天嗑书都快嗑疯了——“学校发的作业我三天就做完了，现在正以同样的速度灭练习题。”
微微得意地说：“厉害吧？”
我说：“厉害。”
她还说：“寒假作业你要么，借你抄吧。”
我问她：“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比赛的事？”
微微说：“难道你得奖啦？”
我说：“嘁，小瞧我，我得的是一等奖。”
“啊！小流氓，你这么行哪！”
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