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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远山心里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咬，又仿佛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住，说不出的难受，难以言表的沉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方这么一个丰饶富足的省份，还有这样贫穷的人家！而从这里到省城，也就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他读书的时候，北方来的同学常常以为南方没有穷人，大家的生活都很好，很有钱。即使不富裕，也不可能贫穷。他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上学、工作都没有离开过省城，生活条件优越、富足。到丰安之前，他看过一些资料，知道丰安是个山区县，经济相对落后，民众生活水平相对低。然而，他理解的是，即使“相对”三角洲富裕地区差，也不会差到哪去。看牛安康家，全部家当加起来，恐怕也不值四百元，除了那台小电风扇外，那些早就被城里人淘汰的普通电器，再也看不到一件。似乎这场景不是在新世纪曙光初露的今天，而是在二十年前。甚至在三十年前！
“叔叔，热不热？”乖巧的连弟知道小电风扇不顶什么用，忙拿出两把扇子，递给周纪刚和廖远山。屋里闷热非常，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逮着机会就咬，轰炸机一样。不一会，廖远山和周济刚已经满头大汗。
外面传来一阵歌声，谁家的录音机在播放《春天的故事》。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盼弟说：“我也会唱。”
“这个录音机，原来是我们家的，我叔叔的。”连弟对廖远山说。
廖远山惊问：“那怎么又给了别人呢？借给他的吗？”
连弟解释说：“我叔叔考上大学，要缴学费，卖了。还有，我们家的牛也卖了。”
突然，门口哐当一声，随即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连弟，盼弟，又没做作业呀！两条懒虫。连弟，早跟你说了，做好作业，就把猪菜剁了。”
盼弟叫着：“阿婆，家有人来了。”
阿婆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倚在门框上，看见屋里的两个陌生人，有点不自在地说：“噢，两位同志哥来了，坐，喝茶。”
阿婆看上去六十来岁年纪，蓝衫黑裤，瘦小，背有点弯。
廖远山问：“阿婆，两个孙女跟你们一起住吗？他们的爸爸妈妈呢？”
阿婆说：“出去打工了。在家没钱，孩子上学都供不起，不出去怎么办？这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老的老，小的小。”
廖远山问：“那他们的田呢？不种作物了？”
“怎么不种？”阿婆说，“反正我们两个老的还能动，一起种上了。不种，吃什么呀？”一边说，一边点火烧锅，开始弄吃的。
刚说到这，老牛筋牛安康进来了。“跟谁说话呢？”牛安康随口问。
廖远山和周纪刚站起来，看着牛安康。周纪刚说：“康伯，我是公安局的周纪刚，我来过的，还记得吧？”
“我儿子逃计划生育那阵，来抓个我。记得。”老牛筋不愠不火地说。
周纪刚有些尴尬，咧嘴笑了笑，指着廖远山介绍：“这位是……”
“县委书记，认得。”牛安康接口道。
老牛筋拖过一张矮凳，坐下了。先给廖远山和周纪刚倒水，然后，慢悠悠地问：“你们，吃过了吗？”
廖远山有些意外。原本以为，牛安康见了他们，会有抵触情绪。现在，牛安康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牛安康说：“没吃过的话，一起吃。”
廖远山说已经吃过了，要他们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阿婆在锅里哗啦哗啦地炒菜。一会，端上来一碗炒白菜，一碗酸菜。连弟给每人盛上一碗地瓜粥，老少四口，围着饭桌吃起来。
屋里闷热难当，周纪刚低声对廖远山说：“廖书记，我们出去坐吧。”
走出屋子，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廖远山一直看着前方，默默无言。
不知过了多久，牛安康把饭桌搬了出来，摆上茶碗。阿婆端出一盘炒花生，招呼客人喝茶，吃花生。几个人默默地坐着，看天边的月亮。
廖远山打破沉默说：“康伯，听说你家孩子在中山大学读法律，真不简单。”
百姓苦啊！（3）
牛安康重重地叹口气说：“唉，结婚生孩子上大学，都是名声好。谁不知道，现在上大学，难啊！”牛安康点上支烟，叭哒叭哒嘬了几口，“我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长大终究要嫁人，书念多念少不打紧；两个儿子，大的念到初中毕业出外打工，挣了点钱，加上家里年长日久积攒下的那么一点儿，盖了两间新房，让他成了家。在我们这里，儿子成家后就要另起炉灶，跟老子分开过。小儿子爱念书，一门心思在书本上，从小就梦想上大学。不让他继续念，怎么也拗不过他，只好随了他的意。心想，兴许考不上呢，考不上就好了。没承想，小子还真的考上了，还是名牌大学，还是念的法律。你说这怎么办？总要让他上呀！可是，通知书一来，我的老天，五千多！我一年就种几亩地，收的粮食刚够吃饭，大儿子盖房子结婚生小孩，还借了债，到哪去找这么大一笔钱？本来为了准备孩子上大学，我那几年靠亲戚帮忙，借钱承包村里的鱼塘，又买了一窝猪崽养着，想好好辛苦几年，多少预备点。谁能料到，老天不开眼呐！”牛安康喉头哽咽，悲伤难忍。停顿了好一会，才接着往下说，
“一天下大雨，半夜鱼塘缺口，塘里的鱼跑个精光。没多久，猪感染上了瘟病，全都死了。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能算得出鱼苗的价格，能算得出猪苗的成本，可是，我们算不出天灾人祸啊！想想这些年，怎么都不顺，日子越过越穷，越过越窝囊。小子心里也不好受，见家里拿不出钱，就准备不念书了，跟他大哥出去打工。可是，孩子根本不愿意打工，他是想上学啊！看着孩子那么委屈，我心一横，又找亲戚熟人借钱去了。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学校。唉，你说说，我老俩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却供不起一个孩子上大学。要是我能做点生意，或者当个村干部什么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艰难。我没本事，我无能啊！”
周纪刚给牛安康端上一杯茶，安慰说：“康伯，别着急，慢慢说。你已经很有本事了，孩子过两年毕业，有工作了，就好了。”
牛安康喝了口茶水，悲痛地说：“你们也看到了，我家穷，我家什么也没有。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坝子，在南水，在丰安，日子比我难过的，还有很多很多。我辛苦一辈子，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是，又有多少人供得起呢！”牛安康说到这里，两眼淌下了浑浊的泪水。突然，他看着廖远山，痛心地说，“你们总是在说，现在的农民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你们只看到那些好的，那些有钱的，只看到多少新房，多少电视机。是的，有钱的人，日子过的比以前好的人，是有的。他们怎么发财的？钱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是个老老实实种田的农民，要问我有什么感觉，我会实话实说，大多数农民还是很苦很难。你们只会在办公室里看报告，为什么不自己下去走走，自己下去看看呢？”
周纪刚说：“这不，廖书记不是下来了吗？”
廖远山眼睛潮湿，喉咙上下动了动，说不出话来。他是一个书生，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的悲悯和怜惜，对他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着民族忧患意识，很渴望为民族、为民众做一些事情的人，也是个正直而纯粹的人。老农民牛安康的一席话，犹如千斤重锤，一下一下敲击在他的心上。
牛安康情绪激动地说：“是的，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下来，知道是什么风把你们刮来的。不就是为了那块地吗？对，我是不愿意，我是带头闹事，我是跟政府作对。你们想怎么着？拉我坐牢吗？把我枪毙吗？我一个穷人，一条老命，无所谓！但是，我还不是一个‘穷’字逼的吗？我愿意跟政府作对吗？哪个老百姓不知道，跟天斗跟地斗，也不能跟政府斗！我不是###，这个道理我懂！”
“康伯，别说了！”周纪刚摆手制止。
廖远山一挥手，说：“不，康伯心里有话，让他说。都说出来，我们听听也好。”
牛安康突然握住廖远山的手，声泪俱下地说：“廖书记，今天要不是你，我这会已经在牢里了。我这老命，兴许也只有半条啦！”
廖远山紧紧握住牛安康的手，触摸到老人手上粗砺的岁月痕迹，真诚地说：“康伯，真的对不起！我这个县委书记没当好。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再次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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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阵子，牛安康松开廖远山的手，抹了抹眼角，笑着说：“我今天怎么啦？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廖远山真诚地说：“康伯，您说得很好。我要感谢您，真的。我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多看看真实的丰安，也一直有个愿望，来看看您。”
“看看我？”牛安康有些奇怪。
廖远山点头说：“是的，看看您。虽然你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你了。”
牛安康摇头说：“不对，是我早就认识你了。在电视上。你可是到过我家的最大的官。”廖远山的诚恳、真挚、平易近人，让牛安康很感动。
廖远山爽朗地笑着，把目光投向远处，充满诗意地感慨：“多好的月光，多好的清风。”转头看着牛安康问，“想知道我为什么来丰安吗？”
令人意外的专案组结论（1）
一大早，牛有为刚到镇政府大院，就见坝子村支部书记牛小满蹲在院子里的樟树下，摩托车放在一旁。牛小满看见牛有为从车里下来，笑模笑样地走上前去，递上一支烟，先给牛有为点上，再点上自己的。牛有为发现牛小满今天神情怪怪的，料想他必定有什么好事。也不着急问他，只等他自己说。
“上去坐坐？”牛有为问。
“不了，一会还有事。”牛小满应了句。终于还是憋不住，对牛有为说，“肯了。”
没头没脑的，牛有为一时没反应过来。
牛小满重复说：“那老牛筋肯了。”
牛有为这才明白过来，不相信似的问：“哦？肯了？”
牛小满兴奋地说：“今天早上，我刚刚起床，老牛筋找我来了。我还以为他要找我算账，正琢磨着怎样应对，不料老牛筋说，那协议呢？我签。”
牛有为惊喜地说：“真的？奇怪了。我正准备出发，找他小儿子牛得法去呢。”
牛小满沾沾自喜地说：“我也觉得奇怪呀，莫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啦。”
牛有为叮嘱说：“不管怎样，赶紧把协议签了。”
牛小满得意地说：“签好啦。我一听，高兴死了，马上就打电话给张副镇长了。”
牛有为摸摸后脑勺，说：“老牛筋差点没把我折腾死。昨天他昏倒，我也差点昏倒。”
牛小满神秘地说：“我听我老婆说，昨天晚上，有人找过老牛筋。我刚才问老牛筋，老牛筋神神秘秘的，还不愿意告诉我。”
牛有为猜测说：“廖书记。”
牛小满瞪大眼睛问：“啊？你知道呀？”
牛有为点点头，肯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