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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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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
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问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
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听到我曾对“无名的世界创造者”祈祷，他大笑不已，但又说，这里面是有点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总之，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说，在钱的问题上，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
“好，拉丽莎。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故事结束时爱玛微笑着说。
“是的，拉洛什卡，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阿尔宾娜说，“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作为个人，我尊重你的独立，我甚至羡慕你，你知道吗？”
“好啦，先别忙着羡慕我，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尚未完成——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现在听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营呆过，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
“多极了，”吉娜挥着手说。
“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试试吧。”
故事之二
由流浪女吉娜讲述，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们区有母女二人，母亲36岁，女儿18岁。她们正在戒酒，已经骨瘦如柴，当然是强制性的。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但俩人互相咬，都说是对方干的。她俩被分别关押，因为要关在一起，这两个身轻如羽毛的人会飞掉。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
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说的完全是真事。她们住在工房，经常带外人回家，经常神志不清：她们喝酒，时时刻刻都在喝。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醉醺醺时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故事发生时，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母亲是十足的醉鬼，女儿也不甘落后。
一天，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朋友们被邀来了，大家放浪形骸地折腾了一通，个个酩酊大醉，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第二天，酒没有了，钱没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俩却大为不满——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尿来。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她们开始跟他吵：“你的奖金在哪儿？快给我们拿出来。”
他醉得不轻，但还能说话：“还没发呢。”
然后他转身去睡了。
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说：“是的，发了。”
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乱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
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双腿都锯掉。”
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激起了她们的兽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双腿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满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阳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压根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
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
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