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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伤感的是对家人的怀念。什么“思家有泪仍多病”，“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等等，叫人觉得他这个人真实自然，无虚矫之气。只有这种人才可能体证真正的心学，这是他与玩弄心学之人的本质区别。
在幽室中他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只有对着从墙缝中射入来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余，勉强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他在狱中过年，家人牵挂着狱中的亲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牵挂而“忽惊岁暮还思乡。”打断他乡愁的只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会稽山下散步，在余姚江中放舟，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现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梦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价。
因为，要想重新拥有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他提笔给刘太监写一封悔过书，效忠信，他就会被车马迎还。因为刘在严酷打击文官的同时，也急需树立“投诚”的标兵，以分化敌人。当时也有这种“巧人”。在刘瑾伏诛之后，从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信件。有人主张按阉党处置，李东阳说，当时我且不能不屈从，何况别人。于是将信件烧毁。而当时刘瑾几次暗示王华，只要王华去刘的私宅一趟，不但阳明可以平安无事，而且他父子俩都可以得到升迁。但华就是不去。刘瑾有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才，当他还是东宫一个只管文体活动的普通太监时就听说过王华的大名。现在他想学蔡京揽杨时的办法，想网络名人来装点治平。
文官集团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任何时候都有奔走权门的无骨奴才。在宽松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谢迁，刘健，李东阳堵塞言路，压抑胜几者（《今言》）。现在，言路真堵了，却听不见反抗堵塞言路的呼声了。这叫做“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阳明绝不会想到去走那敞开着的狗窦。
他不得不静以待命，做被人决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戏用心学术语）。
好在刘瑾要从重从快地处罚他们，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宫内，阳明他们在铁窗内过完年后，处分决定下达了。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好大的一个官儿，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阙下当场杖毙，比明正典刑要强一万倍了。因为这种差别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阳明比戴铣，蒋钦等幸运多了，他应该唱“赞美诗”，写“强盗颂”。至少应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
他还行，很镇静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说“报主无能合远投”，“且应蓑笠卧沧州”。沧州是宋代发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宁古塔，伊梨，遂成为戍地之别名。其实这种发配只是叫人死得慢点而已。是置于死地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这样被当成臭虫般的踩死。为“留得升平双眼在”，他接受刘太监这一安排。他留着这双眼睛看看螃蟹能横行到几时。
尽管前途渺茫难言，他还是从容地与狱中曾一起讲学论道，切磋砥砺的难友深情的一一别过，并留诗勉励：
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还是足够“革命”的，流动着死而复生的健康乐观的情调。
据说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梦想。
任何艰难困苦对于志在成圣成雄的人来说都只是培训进修，只要能活下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依然有理由说，这次培训使阳明终生受益，血的教训使他明白必须“道术一体”才能有效地“行道”。
６．上路
原因一言难尽，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话头。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感动，后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余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着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局子里送。
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但对阳明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大节目。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别人坐了监狱没有开创出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的心学，偏偏王阳明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的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透悟，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
这自然都是事后看着如此。当时的情形绝不这么美妙。他出狱后，外面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刘瑾已严密地控制了京城。锦衣卫的特务不但遍布四方，且已进入重点盯梢的细致阶段。象阳明这样的奸党，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刘瑾早有布置。有的记载说，是先让锦衣卫在钱塘江边预伏；有的记载说是派锦衣卫追赶到江边，反正是要干掉他。暗杀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还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与还敢与他相见的朋友依依惜别。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都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的失败的悲鸣。尽管廷杖，大牢，还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的压抑的现实，以及吉凶未卜的漫漫贬谪路，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凡人绝望乃至于自杀。但阳明却偏偏能于绝处化生出“新大陆”来。了不起！
也许他的学生也删除了阳明伤感方面的记录，大约怕影响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实多情的阳明是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尝嗤儿女悲，忧来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盘倒错的世界之中，哪个志士不悲愤欲绝？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叹及。但是这种“浮云蔽日”的浩叹，是中国士人的老调子了，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来咏叹，但对人类来说已不再有新信息。
自然还原回去，用境遇伦理学的眼光来打量，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都值得大加表现和渲染。他父亲已被刘瑾借故弄到南京去了。余姚老家，更是关山阻隔。犯人的处境在刘瑾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呼吸成祸福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是标准的“如履如临”。更何况还有可能的谋杀在等待着他。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阳明更在被跟踪之列。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的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正正反反的折腾，他深切的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如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个思辨问题，而是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智慧”。
就现在的王阳明而言，给他支撑的，他也渴望得到的，正是“有效”的道术一体的智慧。怎样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儒学道统给了他信念，但没给他具体的方法，给了他原则没给他“当下此刻”该怎么办的艺术：既反对流行的这一切又要与它们并不“我死你活”的矛盾下去？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重新开局”？只有这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自然也只有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思想智慧才是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能给现代人智慧的话题。而且是从失败中挺立出来，再造辉煌的智慧。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
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通道必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退化为习惯。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什么“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来“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