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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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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答:“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你心中,绝无做强盗的思虑,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原无这种念头。你若于货色名利等心都像不做强盗的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什么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有个学生言语混乱,王说他,“言语无序,足见你心之不存。”

问:“身之主是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是物,是如此否?”

答:“亦是”。

问格物。王说:“格者,正也。正德’而不说‘亲民’,便是老、佛。”

这也是他与老、佛二氏之学的根本区别--区别不在修养的方法上,而在目的、致用、终极价值趋向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修养方法的确是应该因人而异,但必须归到“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上来,否则就是背叛了圣道。

他对二氏之学的态度是标准的“通权达变”。他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方法上同样是“简易广大”的。孔孟都说不能通权达变不算真儒。一个学生问:“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怎么理解。”因为执一就是偏执,是落了“边见”,就是处在误解的状态中,所以,爱智的圣人特别反对执一。

王说:“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而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纰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有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的。他并不回避,也不做什么“外在的反思”,而是 很内行的回答:“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中”是很难做到也很难描述的,他却跟学生亲切的说:“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都容易以为心学家是狂放的,事实上并不一律,王说:“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这种收敛和发散的关系后来被最后一个心学大师总结为“歙辟成变”的宇宙法则。

一天,他和学生们正好在一个池塘、一口井旁边讲论,他指着池塘和井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他问坐在旁边的学友:“近来工夫怎样?”那个人描绘了一番虚明状态。王说“此是说光景。”

他问另一个,这个叙述一番今昔异同。王说:“此是说效验。”

两个人本来都挺有体会的,满以为会得到老师称赞,老师却说他们没入门,在门外讲故事,感到很茫然,便向先生“请是”。

王说:“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这里似乎是个文学感觉与道德境界的差别。讲光景与说效验是外在,迹近说平书,真正的道德体验、义理感悟是“忘我”的罢。

薛侃本是在重复老师的话:“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却也得到纠正,王说:“出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因药发病,现在叫药源性疾病,在思想史上“ ”。

薛侃常爱后悔,王说:“悔悟是去病的药,然以改之为贵。若滞留于中,则又因药发病。”王针对薛说:“为学大病在好名。”

薛说,先前以为这个好名的毛病已经轻了,现在深入审视,才知道并没有,就是太以别人的看法为重了。只要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就是这种病又发了吧?

王说:“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明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一学生说:“己私难克,奈何?”

王说:“将你的私拿来,替你克。”这显然是禅宗“将心来,替你安心”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所谓成己就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努力过程。这样才能悔而知改,实地用功。

5.山河大地尽是黄金 满世界皆药物

明太仆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变而来。太仆,古代掌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仆寺,是从三品的衙门,地点在滁洲。洪武三十年,为加大军备力度,在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设立行太仆寺。主要职责是给国家养马。要说重要它决定战争胜负,要说不重要,则是死了也没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与北边游牧族作战时,马是首要军需品。杨一清就从督陕西马政走向辉煌的阁臣生涯的。但王阳明不走这一经,他来滁州当太仆寺少卿,活活是孙悟空到天宫当个弼马温--正可引用《西游记》第四回回目来比况:“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而那孙猴子还是个御马监的正堂管事呢。而王这个“少卿”是副职--他不敢说“君恩知我才堪此”之类的牢骚话,更没想到要像孙悟空那样“反了出去”。

他受儒家的影响太深了,深到了“良知”--灵魂深处,变成了“良能”。据钱穆说,宋儒的真正命脉实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承当精神开启,欧阳修又在选拔人才诸制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将道学与政术合一的宋学传统。用章太炎的话说,直到梁启超用经术作政论尤不脱此习。

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使滁州风光永住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继欧阳者其微阳明乎?

阳明当庐陵尹时,未见对庐陵人欧阳修的评价,可能是语不涉道,无人记述。现在同来滁州当醉翁,亦不见对这位大人物的评骘,讲究“常快乐是真功夫”的阳明怎么就不呼应先辈的“乐其乐”呢?--在阳明眼里,欧阳太守的雅趣是标准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尽管阳明也好山水之乐,但他之“乐其乐”不是消融于自然之中的滔滔浅乐,而是体证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乐。

督马政不同于当太守,没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当好,为国家养、拔出批量的千里马,那也有一套制度管理上的大学问,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黄花瘦。诸如给马屁股上盖官印,与养马户切磋饲养方法,改革官民混养的弊端,为那些镇国大将军们挑选千里马,好让他们去骑马定乾坤。一贯主张“事上磨练”的王阳明为什么不在这些事上显现手段呢?心学不是主张事无大小皆可证道么--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只是分工的不同嘛!他为什么不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呢?

显然他常说的万物一体理论是个“有限股份公司”,至少是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描述的那个宇宙:有限而无边。

他赞赏一句禅宗语录:“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他认为这是合内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测:若留恋美景是逐物,是在养育“放心”--不是放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于他不肯在马屁股上效忠君国,实在是因为他有情绪--克己的工夫还不够,还有随物宛转的心理波动。为给学生做榜样,也不愿意纵容有碍道体的私情,便尽量不说。至少不明说。

但还是留下了雪爪鸿泥:

凤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岗。

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

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

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这是他的《滁州诗三十六首》之第一《悟桐江用韵》。他无法像欧阳修那样乐起来,因为他还在政治的边缘,生命意志和能量尚未投射出来,压抑得很,心苦音悲。自从结识甘泉子以来,就接受了甘泉的自得之学,并以此作为心学的基本修练法门,反对任何“外慕”的行为和倾向。但这首诗的真正重点却是最后两联:我既使是颜回--就算是颜回也没有忘世,孔子还周游列国想方设法的出来行道呢!但是我道难行,只有当沧浪濯缨的隐士了--这显然是不得已。

正因为他有这种心态,才怀疑号称大隐隐于朝的东方朔并非真隐,才明白了最后屈从王莽新政的杨雄是误解了《太玄》,当然“混世也能随地转”,但他还是既不愿意同流和污,也不愿意没世而名不称。

他到达滁州是阴历十月,虽进入冬季,但那种偏北的南方还正是好季节,他从山阴领来不少学生,又来了不少新同学。而且天高皇帝远,他又无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正是吃官粮讲私学的好时节,再说滁州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面环山,但依然有“往来不绝”的游人,在欧阳修时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如甘泉说已然“有声”,滁州比山阴“办学”条件要好多了。总而言之:“从游之众自滁始”。

今天,人们给孔夫子安有七、八个“家”的头衔,都根源于他开门办学这个基业。中国儒学的真命脉是士子儒学而非官方儒学,书院则是他们的根据地,在清中叶之后的书院变成了官方学校的附庸之前,古代书院教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

6.六通四辟

众所周知,宋明书院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可忽略的一页。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动情的指出:“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朱」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益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东林书院名垂青史。但东林的宗旨一是矫挽王学之末流,一是抨击政治现状。而在阳明在滁州开始广招天下士时,东林书院刚刚擗划,阳明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东林书院记》,正好填补了鲜有人道及的这一段东林历史。人们都从宋朝的杨龟山一下子跳到明万历的顾宪成兄弟。据阳明此文说:杨龟山死后,其地化为僧区,沦为佛、老讲授训诂词章的地方,长达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间,邵泉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进士,诗人」“收复”这片宝地,在此聚徒讲学,他当时还是个举人,后来中进士走了,这片地又荒了,归了无锡的一个姓华的人,这个人是邵的学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回到这里,华氏主动让出来给老师办书院。这个地方在无锡百渎,东望梅村二十里,周初泰伯退让王位曾躲避于此。王阳明除了赞扬邵从佛门夺回这片地盘,以上接杨龟山的儒脉,就是赞扬华氏有泰伯遗风--这些都是抵挡佛风和辞章讲诵之习的宝贝。

现在,尽管他还没有打出书院的名号,但已有了书院之实。 在京城与山阴都还是小范围的讲论。现在他身边聚集了上百学生,都是纯粹慕名而来的自由学子,与贵州的龙岗书院情况也大不相同。那里还是借船出海,现在是独立自主的了。但他的气质、秉性决定了他的教学风格是一以贯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抠经义, 也不像朱子那样用注解经书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更不为了科举考试的升学率而想办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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