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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67米，面积14万平方米。是南方惯见的那种小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孩子为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十四个月的郑氏生下阳明。等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做“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
《明史》写的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的灵异的话头，照录了许多人物赋有奇迹色彩的出生故事。好象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自然对阳明也不例外。也说他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五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其实，妊辰14个月或更长些时都是有的；几岁不会说话后来成了大智者的也是有的（如爱因斯坦）。但是瑞云送子是神话。瑞云楼焚毁于清乾隆年间，遗址尚存。有关部门要重修以供人观瞻。阳明成了人物后，回故居，“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这个人就是这么重生，人情味浓。这，也可能是天生的。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来。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的说：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康熙会稽县志》卷四载：
（阳明洞）洞是一巨石，中有，在会稽山龙瑞宫旁。旧经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也。龟山白玉经：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仙圣人都会之所。
据此，阳明洞天不龙瑞宫之一石矣……其后王文成为刑部主事时以告归结庐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今故址犹存。其谪居龙场也，尝名其洞为小阳明洞天，以寄思云。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而非在洞中。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阳明就近结庐是十分自然的。另外的诸多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明人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中说王31岁告病是回的余姚“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二百一十余里。”冯氏是直接用了道经上的说法，道经第九洞天是在四明山，高度大小一如冯氏说云，洞中有石窗，四边玲珑如窗牖，通日月星辰之光，故称之为阳明洞，取四明之阳意。但阳明不可能去，再说《年谱》是由阳明的同乡钱德洪主撰、众弟子参订的，阳明回的是余姚还是绍兴，不会搞错，冯氏倒是明末的追记了。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阳明后来的讲学处。古越阳明子的阳明洞在会稽山上。而且还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
《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这也许有抢乡贤的意思。就象钱德洪是余姚人，特采王寿自达溪迁余姚的说法入《年谱》。反正两地都在“越”境，文化风俗是相同的。古越也是含括这两地的。余姚自来隶属山阴。达溪是溪的上流，是王羲之晚年定居和墓葬之地。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而逃到余姚，则是无争议的事实。“举”他，他不起，还号“遁石翁”。显然是个讲操守而不汲汲于富贵的气节之士。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余姚是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中年以后的家。龙泉山、会稽山都属于他。
湛若水在给阳明作的墓志铭中深情的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３．第一等事
会稽山，原名茅山，苗山，防山，涂山。东翼为五百冈山，西翼为西干山，中翼为化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是钱塘江支流曹娥江和浦阳江的分水岭。最高点为东白山，海拔500米，峰岭秀异，奇气弥漫，素称“浙东名山”。它敦实了王阳明的品性，我们应该感谢它。这有他的诗为证：“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更有一座“王家山”，因阳明的远祖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故名。它在绍兴的东北，周围约2公里，高52米，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因“蕺山书院”而名漫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任堂长。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也因其水酿造的绍兴黄酒而成为俗话题目。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罗列这些是为了“呈现”我们已无法确知的王阳明的“生态环境”。越山是神奇的山、越水是神奇的水，越人是既不同于齐鲁人，也不同于燕赵人的。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格捍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不大出志士。越地出志士，即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
阳明十二岁那一年，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这就是说，阳明不想呆走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钦定官道。这条已通行两千年的正途，无法安顿这个追求不朽的少年的心灵。尽管不能排除这个细节是《年谱》作者为树立老师高大形象而倒果为因的“合理虚构”，但还是“合理”的，是能见出阳明卓尔不群天赋的有用之言（阳明，李贽都重视“有用之言”）。
早期经验是人的性格的奠基地。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人们都在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刚刚登第当了状元的父亲嘲笑儿子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汝欲做圣贤耶！”然而若没有他儿子，这位龙山公早已被人们归入忘川。阳明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他爷爷象贾母保护宝玉一样保护了小阳明豪迈不羁的天性。阳明的成圣意欲也应该说是从小从他爷爷那儿听来的。小阳明会说话以后就会背诵爷爷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甚么会？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住了。”在纯真的童心中种下了古典情结。学为君子，学为圣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主题。所有的精致文化都是要把人教育成名曰君子的艺术品。孔，孟，荀，《诗》《书》《礼》《易》《春秋》，各讲一套，但在教育人一定要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他童年的心地如同古朴的越地，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阳明越过“现代”的父亲人格（当然包括塾师所体现的教育系统），通过爷爷上接了古典的原教旨。所以提出了大人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根本性大问题。阳明悟道之后才明白这叫作“良知天然现成，却被闻见习气给遮蔽了”。大人们觉得他可笑，其实大人们下等资质的蔽于欲，上等资质的蔽于意见，可怜得找不到大和真觉了。阳明终生自豪的自己的这“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的心学，就他个人的“发生学”来说起脚于十二岁时的这一问！
当然，阳明现在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但没有这种出发点，这一条夜行船也许会销蚀在夜色中。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夸张表达式这样概括戴震这一问：这一问问出了三百年启蒙思潮。仿此，则不妨说阳明这一问一答，开辟了心学的主航道，一直通到毛主席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人人成为毫无私心杂念的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以伟人自期的英雄主义，是我中华大丈夫的祖传心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语）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们克强敌创奇迹的法宝。
“何为第一等事？”是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人怎样生？路怎样行？立什么志成什么人，怎样的日子才值得一过？四百年后的法国哲学家加缪说：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自杀或不自杀。判断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阳明的意义就如黄宗羲所说的：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
现在我们的“夜行船”要为
“第一等事”而启航了。
但他哪里也去不了，只是跟着他中了状元的父亲到了北京，念私塾。
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真正的航程在心里。
自古传法一线相悬，气如悬丝，但以心传心，薪尽火传神不灭。
第三回 多管齐下
１．侠客梦
小阳明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多亏了他爷爷开放式的教育，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和斫伤，直接的成果就是发展了他的兵家兴趣。任何小孩子都有尚武倾向，只是更多的人在成长时期被文化给化掉了。阳明也没想到他现在的每一件事都为他一生埋下伏笔。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说他生来就是个“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孩子。他“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王华）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和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卷上）王华常常担心儿子会发展成甚么模样，王天叙却充满信心。他凭直觉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更愿意相信相面先生的美妙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
后来他总结道：“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