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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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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嘲笑阳明书生气,他的儒生立场是合理而正义的。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儒家奉行和平主义,孟子耻言齐桓晋文之事。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社会越来越复杂,单靠拒绝的态度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几成共识。阳明说孔子已言兵。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阳明恰恰正有伊尹之志,兵的险恶之性,在“我心”中不存在,他理直气壮当“急务”来料理。他虽说是心学万能论者,他是极其重“行”的,梁启超说王在重实践上是颜李学派的先声。他嘲笑的“‘望气’之说,虽是凿凿,终属英雄欺人。”他对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这使我们不容于己地想起毛泽东“兵民乃胜利之本”的名言。毛明学暗合王的地方,比比也。

阳明有时目光如炬,让我们觉得心学大师的眼睛真是探照灯,显微镜。他对《吴子》的评语只有一段,但极见阳明的心志: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的取向是吴子式的,他决意不走“著书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实际效果。所以,他强调重行,绝非说教或空谈,他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他纸上谈兵,绝非要纸上得来再纸上去。但能否一展身手,还要看当家的给不给舞台。他倒像装备停当的战舰可以随时开赴任何实战的港湾。然而,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一个26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

2.道心无赖

孔子曾有瓢瓜之叹,但他只以“素王”终局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主义,又没有一个主公肯按他的主义治国。在非大一统的时代,还能保持出为道行、处为道尊的自由和自觉。秦汉大一统以后,行道就得给家天下的王朝当走狗,事实上并不存在儒生们理念中的“天下”,除非在天崩地坼之际,大一统的皇权瓦解之时,人才才可以自由流动,才勉强找到一点出为道行的意思。像刘备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也都是边缘知识分子编导的神话,是他们的白日梦幻想。军阀们的军人政府只需要来帮忙的“军师”,并不需要任何与他的政权不一致的“道”。行道云云,只是书生的理由化的文饰。因为,“疾末世而名不称”是伯夷,叔齐,孔子都超越不了的“名关”,如无民族仇恨,家门私怨或生命威胁谁不想出来“自我实现”一把?“隐逸传”中除了极个别真哲学家,差不多都是因现实原因而成为隐士的。因伤心而遁世者居多。像阳明的五世祖秘湖渔隐,恨国家待其死于苗难的父亲太薄情,

遂发誓不出来做官。但他还不够入隐逸传的资格,四世祖遁石翁为守父志且不满永乐夺权。然而,仕可逃,而世则难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绝顶隐士极为少见。

阳明若真当隐士也要当大隐士,也得是他真信了庄周,抱朴子,以及什么《冲虚经》《文始经》《通玄经》,还得有了当神仙的志向,从情到理都重肉身胜于一切才可能。他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遗传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纲“善识鉴”能先知;五世祖王彦达“粗衣恶食,终身不仕。”“有隐操”;四世祖王与准精《周易》,“尝得筮书于异人”“为人筮,无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图湖。

第二,世俗世风的影响不可低估。明代从宫廷到市井道教极风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从八岁即好神仙,结婚前后曾沉溺难返。而且他事实上终身未改此“业余爱好”,后来只是不以此教人罢了。而他终于没走上隐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当真,而是他的英雄梦,圣人梦难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论强度和现实效验无法使他心诚乐服。他的学生胡松说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幸好在好养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但是当他从儒家这边通了时,与佛道也通了。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此时固然已归心儒学,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他当年曾认为:若从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答萧惠语)

可见,他从八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这中间曾悟过“二氏之非”,但到龙场后,又觉得“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种对“二氏之学”的评价差不多是来自儒家队伍中的最高考语了。这是他已龙场大悟之后的判断,自然是做准的。这个讲良知的人是明诚不做欺心语的。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见得真切,他又是个极善“化敌为友”的转化大师。从而能够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也的确从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能够百川归海融会贯通的人才能成就圣雄全功。

当然,对于成功了的,后世只会觉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辉煌的顶峰。

现在,27岁的王阳明可没有融会贯通的惬意与从容。他很痛苦,他四处出击处处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门径。辞章之学是虚文,兵学虽是有用之学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并不去考什么武进士,去也考不上奇_…_書*…*网…QISuu。cOm。再攻朱子之学,却落了个“益委圣贤有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么也没干成。他看不起的〃只管一世〃的状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许是用道教养身术来舔伤口吧。《年谱》尽量平淡地写了一句:“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没考上进士,他也许真会一跺脚彻底遗世入山去了。他此时对政局,对自己的前程,对理学等等,都还是失望尚未绝望。

3.观政

弘治十二年,他28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一生不在乎钱,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样划向天空,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蚀,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王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王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后也这样提出问题。

官场官场,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官场,只有人事的变化而无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杀百官,打掉了贪贿风、官僚气,也同样〃沮抑了正大刚直之气〃。官场中也有因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辕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预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再说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难以改变。阳明拿出八条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高招儿。其基本“艺术”原则就是“转化”:顺势御马,让药物的力道推动原肌体向好的方向运转。他前一年学的《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见,不去做的原因却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盘。最常见的就是拉客观:“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驰废,一至于此。”他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尽智的建白成为虚文,还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这篇新进士的大作,本身就是问题。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

自然,他白干的事情比他没白干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个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无李白式的华而不实;也不像李梦阳,唐伯虎那么赖兮兮的不着边际。当然,也没有进步到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出手就与现行的行政机制不能合辙。在这点上他是个明白的现实主义者,切合实际的合理主义者。对政治这一经,他很“入”。既无书生之天真,更无学究之迂腐,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兵学给了他实用智慧。

他“观政”观得很地道。初登政坛的人,均须学“规矩”,学圣贤书之外的“不成文法”,学一种摸不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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