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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
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
，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车，还是旧车，就更不可能了。你这颗稀松脑袋！怎么不想想，那伙退伍军人买过自行车没有？！而且还是旧车！”
“……”让高福海这么一反问，韩起科还真让他问住了。是啊，自打退伍军人到冈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带着小分队负责他们的安置和转移，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自行车。谁会万里迢迢带一辆自行车上冈古拉来呢？即便是刚置办的，也应该是新车，怎么可能都是旧车呢？蹊跷！
“那能是谁呢？好几十人哩。要不是那伙退伍军人，那……这事情就更复杂了。”韩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叹出一口气，轻轻地追问道，“真有那么多的马和自行车，还有毛驴子车？”
“这，肯定没错。我亲眼见着的……”韩起科忙答应。
“……”高福海不作声了。他闭上眼睛，粗重地呼吸，紧张地思考着。从韩起科报告的情况看，有几十人在朱家聚会，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了。虽然现在一时还闹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但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副场长家聚会，而他作为一场之主，事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事先、事中，朱也没来做任何报告，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后，整个冈古拉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恐怕再经受不住这样一次新的骚动了。
自己近来做事是不是显得过于软弱了些？对朱、李、赵他们是不是也过于显得委曲求全了些？也许更不该一时冲动，把起科和小分队都收拾了，反而使朱、李、赵他们觉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跟他“得寸进尺”了？“但不这么做，我又能怎么做呢？几十年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还能怎么着？”高福海呆坐着，紧张地默想着。“是的，我有许多可数落的地方。但是，我把自己整个儿地都搭进去了。他们真的就一点都没看到这一点？他们到底想把我怎么着？他们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把我怎么着？”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地咬住牙关，恨恨地哼了哼。如果不是小哈向他透露了“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让他得知，这一回省地县三级领导都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他这个“冈古拉问题”，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他大概还不会在朱、李、赵等人的“背叛”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和迁就。他知道韩起科这个狗屁娃娃对他这种关键时刻的“软弱”和“迁就”十分的不满。但他一个十几岁的狗屁娃娃，又懂得多少政治？几十年来，各种办法他都试过了，冈古拉才勉强维持到今天。起科这孩子是单纯的，坚定的，但在这关键时刻，只有单纯和坚定，又能管啥用？他只希望他别再给他添乱。但他已经感觉到，韩起科心中的那点“不满”，正在走向失控。一个失控后的冈古拉娃娃，也许更可怕。他必须在他完全失控前，先摆平了它。然后再伺机慢慢收拾朱、李、赵等人。朱、李、赵等人也真够恶的了，放出这样一种舆论，说我高福海“精神不正常”。我难道真的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为什么也要这样去追问自己？难道我真的也感觉到自己有些……有些……不正常了？我居然还跟顾卓群这么个年轻人去面对面地讨论这事儿……而这小子居然跟我玩了个掉包计，换掉经我批准审阅的报告，夹进私货，向上密报我“精神不正常”。我居然还要如此和气地把他找来说事儿。我真昏了头了？一点都把握不住自己了？这真是雪崩前的预兆？那种有如塌了大半边天的雪崩，跟放大了一万倍的妖魔似的，从嵬嵬群峰之巅，啸叫着翻滚着震动着，张开一千万只云遮雾罩的翅膀，以吞没一切碾碎一切摧毁一切裹胁一切的威势，直扑下来。
哦，我的冈古拉……想到这儿，高福海略略张开一点眼缝，偏过一点头去，情不自禁地从窗户子里向外瞅去。西沉的阳光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稀薄，又非常非常寡淡了。高坡上的那片白杨林也急速地躲进灰暗中。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