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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动了情，也是很细腻的啊。我大为感慨。
小迷糊冲我挤挤眼，故意大声对老龚说：“哥们儿，你那围脖儿，谁的搞？”
集体户男生都明白这典故，一起哄笑。老龚纵是脸皮厚，也闹了个大红脸。男社员反应比较迟钝，不大明白。老庞还直夸呢：“真挺带劲啊！赶明儿上敦滑，咱也买一条。”
老庞活儿好，总是最先刨到地头。返过身就帮老龚他们这一组刨坑。实际就是有意往关美玲身边凑乎。老龚感觉没面子，就说：“老庞啊，你有劲没处使，去跟老牛练练摔跤，我们这儿不用你掺合。”老庞这句话倒听懂了，他嘻皮笑脸地说：“革命同志嘛，互相帮忙，算个啥？”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就说：“老庞，你昨晚没搞‘运动’，今儿劲头这么大？帮谁不是帮呢，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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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迷糊就说：“帮你，你有围脖吗？”
家轩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具有娱乐性，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洋洋得意，却故意做娇羞状。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还要红着脸骂一声“缺德”。在心里头，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
我们青年时代的“再教育”，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我们的性启蒙，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口交配时得来的。
老屯们没有“性爱”的概念，也没有“水乳交融”的遐想，关于男女之事，只有一个字可表述——“干”！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瞎想。
春天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边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那年头，报纸、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这歌里，仅仅是“梨花”、“天涯”、“柔曼”、“轻纱”几个词，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
我们将来的“喀秋莎”，当然是纯洁，美貌，温柔。可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何时才能属于我？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浪漫的“春惊”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下午五点多钟，彻底完活儿。老庞长出一口气，把镐头一扛，吼了一声：“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饭（碎玉米饭）喽！”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饭，什么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
春风拂面，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
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其余时间，只要人睁着眼睛、脑袋顶上有日头，那就要干活儿，一分钟也停不了。本来，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集体劳动，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劳多得。那时候，农民不大聪明，以为工分越多，钱就越多，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工分总额一多，就不值钱，大伙就又拼命延长工时，多挣工分。恶性循环，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后一天，早收工一个小时，人人都觉得占了大便宜，乐从心头起。
老龚说：“听说山后有咱们校一个集体户，咱们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伙儿一阵欢呼，返过身，就去翻山。
从小路翻过山顶，一群城里打扮的青涩少年扛着镐头、挎着种子篓，鱼贯而下，穿过碧绿的落叶松林，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
这样的少年，只有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景象，也只有那个时候有。我们前途莫测，却傻掂掂地乐，在春日的黄昏里，劳累了一天，还有心思翻山去串门。
小村里的集体户，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
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连个平道都没有，跟东甸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集体户也很寒酸，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不在家。在家的两三个人，神情很寞落，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劳动累不累，最近回长春了没有，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里，闻闻空气里弥漫的柴烟味儿，还真是有陶渊明的感觉。
呆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龚就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家里都做了饭。再说这十几口子，饿狼似的，哪能让你们招待？”
一声唿哨，我们便告别了山沟里的校友，往回返。此时，夕阳已经衔山，金光万道。翻上山顶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只见下面东甸子的原野郁郁葱葱，公路如细线，村庄如棋盘，千树梨花，正漫扬轻纱。江山是如此多娇，生活是这么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莎”？
老龚带头，我们又唱起了苏联歌：“歌声轻轻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那种深情与惆怅，正与眼前景色相合。有关、梁两大美人在，我们的歌，就越发婉转，多出了不少的内容。暮色中，两美人明眸皓齿，极目远方，恰是两尊穿军装的“维纳斯”
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钱有关吗？幸福跟成功有关吗？或者，幸福跟发达有关吗？不，都不是。幸福，只与青春有关。
这是一个人有了阅历，才能领会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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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万没有想到，春耕结束，刘队长和集体户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他的位置，早就巩固，用不着一帮小毛孩儿来帮助摇旗呐喊了。那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用了。
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惭愧。我们确实没用。农村里用不着多少书本知识，要的是力气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0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革命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0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干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能出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
终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集体户最丑的女生曹凤兰，和老庞搞到一块儿了。某一天，老庞趁老婆不在家，把曹凤兰放到自己膝盖上坐着，被人当场撞见！
男生们乐不可支，心想你们也有出大丑的时候。可是，这两人就跟没事儿一样，脸不变色心不跳。村里人传是传，都还不能确定。集体户开会学习时，家轩就阴阳怪气儿地拿话敲打：“那坐大腿的滋味儿，是个啥滋味儿呀？”
男生们捂着嘴直乐。那边厢曹凤兰听明白了，脸一下涨红，起身说了一句：“你们真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