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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是自由无比。“贫下中能”虽然说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你愿意干不干。不干，就没工分。年终分粮的时候，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你拿钱买就是了。每人400多斤粮，是活命的，队长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吃喝不用愁，那两个卖命的工分，挣不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么，那时候的插队知青，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社会组织”中。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除了道德鄙视，他们没有强制权。这道德鄙视，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包二奶”，当什么用？照包不误！
老房、亚奎和长骏三个人，终于放弃了自由，决心当牛做马了。他们是工人出身，从小没少干活，比我们能受罪。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彻底分化了我们户。
女生们，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用说了。看样子，都时刻准备着，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白天干活儿，美眉们娇声娇语，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对这些“准二奶”关爱备至。
老房他们仨，用苦干表忠心，老屯看在眼里，都说他们干得不错。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老屯看得顺眼，那就是好。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只气不过，我们不比他们差，但怎么干都不讨好。那时候想，这“贫下中能”真是浑不讲理。我们没想到，30多年后，拿着高等文凭的人，也一样浑。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变。
我们四个罢了工，在家里做出发准备。开饭就吃饭，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个空，在外屋地小声问我：“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
我踌躇半天，说：“不想干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怨情。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当中，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但她总还有个分寸。不像其他那几个，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处一处”宣告终结了。
霎时，我心乱如麻。
看她俊俏的脸、水汪汪的眼睛，无一处不透着善良。可这善良的姑娘，就此，将与我渐行渐远。命运，为何如此残酷啊？我头一仰，眼泪差点儿没掉出来。
小迷糊开门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刘，挺纳闷儿，问我：“你咋啦？”
我赶紧掩饰说：“烟呛了。”
小迷糊若有所思，一笑，“枯吃枯吃”踩着秫秸叶子出去了。
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看书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00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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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过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在两派僵持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学校教学楼。一天晚上，我们听说他们要来“砸”我们战斗组，老龚便让我去侦察一下。我偷偷来到二楼他们战斗组门口，意外地发现他们黑了灯，门又开着，便探头去望。只见见里面有几个黑影，动也不动，很紧张地戒备着。我不知是什么意思，看了半天。里边似乎很紧张，连喘息声都能听见。我看不出名堂来，就走了。
回到一楼我们战斗组，一说情况，大家都乱猜。老龚说：“不好，他们确实在做准备，今晚肯定来。咱们要防备好，别睡，极有可能是后半夜来。我去通知高年级同学，让他们一有情况赶快来增援。你们，抓紧时间多捡点儿砖头。”
小迷糊扎好军用皮带，挺挺胸说：“敢来，往死里砸他狗日的！”
我们彻夜未眠，但敌人并未来。
原来，当时他们战斗组正在搬家，刚巧电灯泡憋爆了，正在手足无措间，我在门口探了头。里面以为是我们要袭击他们，都严阵以待。只要我跨进去，就是一顿暴打。结果我走了。他们摸不着头脑，分析了一下，认为是我们要去“砸”他们，我不过是个侦察兵。于是这一夜，他们也彻夜未眠。
后来我们组织逐渐坐大，终于把他们一派全部撵出了学校。
当时两拨人的敌对情况，可见一斑。
可是，在这黄昏的小山村见到他们，双方都泯去了恩仇。小于看见我，一声欢呼：“你小子怎么来了？”
大家围上来，问这问那。做饭的女生招呼开饭，老成就拍拍我肩膀说：“来，吃饭！别的户咱们同学，谁都没来过，你是头一个。来了，就多住几天。”
他们吃饭就在院子里，充满了农家气氛。山里的节气比我们那里晚一点儿，到现在还没有开铲，所以大伙对铲地很有神秘感，纷纷向我打听。我干过两天，跟他们介绍了一点儿要领。
眼前的这些同学，过去的生活都是很优雅的。大革命前，我去过他们的家，跟他们交换邮票。看到他们的业余兴趣跟我也差不多，但社会地位可要尊贵多了。在班里，他们是栋梁材。我们的女班主任，原则性很强，对他们很照顾，对工农子弟一般，而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子弟，则很蔑视。我那时候小，没觉得太不公平，认为自己老爹没打过蒋匪，住的也不是小洋楼，被蔑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革命一来，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了。她凭什么呀！因此，我们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我写的。顺口溜，嘲讽女班主任。作品贴到了三楼的楼梯上，一直垂到一楼。那天晚上，全校有五百多同学跑去观看。高年级同学看了笑得要死。几个高年级女生起头，五百人齐声朗诵我的作品，据后来有人讲，声音传出去两公里远……
那些风云，都过去了。如今，我们一块儿坐在篱笆墙的影子下，端着大海碗，呼噜呼噜地吃高粱米水饭。
空气里，有烧柴、猪粪和酸菜的味道。
过去的精英们，现在也能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生活，这使我受到了一点点触动。
小于原先在我们组织的时候，跟我比较要好，后来受老龚排挤，愤而“叛变”，与我疏远了。但那一段缘分还在，因此这次见了我处就格外的亲，老跟我聊。
我讲了一下我们尴尬的处境，小于就说：“靠，走上社会，你们还像在学校那样？那不行的，得干，得认命。”
我叹一口气说：“我们跟老屯已经搞僵了。”
小于说：“胳膊拗不过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