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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
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1月底之前，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
这时候，班主任出手相助，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全是工人家庭出身。男女鱼虾们一凑，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同仇敌忾，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场立盟，同生共死，杀奔农村。
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工宣队是真急了，先北上前郭尔罗斯，回来后跟我们直摇头，说：“不行，太穷，盐碱地。”然后又跑。两天后，喜讯传来：在东南方向的延边自治州、也就是长白山下，找到了一块宝地。
男臭鱼“小迷糊”最先知道的信息。那天我们正在操场上，小迷糊跑过来，喜形于色，拿笔在手心上写给大家看：“延边敦化县官地公社东甸子大队十小队”，大伙像抢橄榄球似地围着看，完了就回头去找地图，确定方位。那兴奋，简直就像当年有志青年找到了……行了，不说了。那时候的孩子，蠢啊，该哭的时候，都高兴的像摸奖摸着宝马车一样。
从此，这个“官地”，这个“东甸子”，在地图上处于郁郁葱葱一脉绿色上的圆点，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我们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乡，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星期，是我们东甸子集体户臭鱼们极度亢奋的时期。我们有联络站，联络站设就在龚本辉家里。老龚体魄健硕，但手脚却不大灵，体育上不行，也是个废物。他老爹是军医大的教授，这个出身很微妙，既臭又香，但终究被精英们抛弃，跟我们混到一起来了。他气不过，要干一番给人看看，自然成了我们一伙的头儿。在风情方面，他开化得又比较早，已经谈过两年恋爱，因此负责跟女生联络的也是他。女虾方面也有个头儿，叫关美玲，人如其名，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男女鱼虾们在严峻形势下，早已抛弃了封建礼教，多次聚会，挨家串门，以便将来回城探亲好捎东西。又秘密举行会议，商量准备工作，如厚棉衣厚棉被的缝制、下乡后如何应对农民，集体户里如何分工等等，思绪绵密老到。现在想来，真不像是少年人。
恋爱意识自然也在萌动。虽然鱼虾中六男四女，不敷分配，而且有两条虾还是恐龙，但不管那么许多了，乡下还有的是“小芳”。儿女情长，留待他日。
1月份的长春，天寒地冻，我们奔波终日，毫不疲倦。那时候，城里还有大群的乌鸦，暮色苍茫时，就在暗红的天际轰轰轰地飞，铺天盖地。我们从火车站附近的老龚家出来时，看到这景象，觉得甚为惬意。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一些难以想象的故事就要开始了，这是何等难忘的时刻！老龚是个好男中音，他送我们出来，说：“唱个歌吧。”我们在他家的小庭院中小驻，听他引吭高歌《航标兵之歌》，其中的一句，让我们内心顿感苍凉——
“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火车站的那个方向，气笛长鸣，浓烟滚滚。我们互道再见，各人的身影，在夜色里鱼一样地四散了。
2
我们之所以走得这么仓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今天要是不说出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说出来，少壮派学者又要说我是在粉饰那个时代。那么，粉饰不粉饰的我不管了，我就照直写，反正那个时候决不可能人人都青面獠牙。
大折腾一闹就是快三年，我们什么都没学着，却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各种战争，有高音喇叭战、标语战、口水战（街头大辩论）、冷兵器集团作战和常规巷战。机灵一点儿的同学，摆弄小口径步枪、左轮枪、三八大盖、半自动步枪，那是不成问题的。硝烟散去，到1968年11月份，陆续就有高中同学下乡了，当时是个潮流，很新鲜，傻冒儿的高中同学并不以为苦。记得12月初有个家伙回来，我们还虔诚地听他胡吹了一通。他说，农活儿倒也不重，冬天就是刨粪堆。只是铁镐太重，举起来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除了这个困惑之外，农村平淡无奇，似乎跟城里没两样。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我思想准备不足，刹那间天塌地陷，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
高年级同学陆续在走，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小雪飘飘，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车上的大龄同学，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们校初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后来，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让人欣喜若狂——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也许是省里某些当权者脑袋转了筋，认为革命固然不错，但也不能让小孩成文盲啊，中学还是要办的。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都是就近来上学的，根本没经过考试。他们那一批，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就更是废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写不下来。省里那些昏了头的家伙们一想，干脆，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继续学习，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革命，总得会写一、二、三、四呀。
我们这一批，可都是真货，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考上来的。那时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师大附中和省实验，我们就是省实验。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这二百五，都是清华的后备军。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都是立下毒誓的：“报志愿，二类学校（文科）决不考虑，头拱地，也要报理科！”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华输送，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现在看，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到了12月22日晚，大喇叭一响，男高音的播音员扯开正义的嗓子一吼：“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完了。走吧！省里那帮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
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终身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两毛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水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也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候发车，一边就拉开车窗，喷云吐雾，初试罪恶。
冷不防，冯长骏拉了我一把：“哎，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身，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
我连忙对父亲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他脸色很阴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灭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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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那时不懂事啊，我不知道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道口，又回头往我们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子俩，一共说了四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
火车终于开了，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黑得就像墨。
3
这是在东去列车的窗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诗写得好，排山倒海。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