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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才知道,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诗写得好,排山倒海。然而写诗容易,不过是吹牛逼押韵而已,吹完了不用兑现。而当年千千万万的小孩,却是为了这个激情时刻,从此坎坷了一辈子。这个结局,诗人们一般就不说了。
火车开过了吉林市,就进入了山区,从窗户往外看,黑糊糊、莽苍苍的,怎么看怎么像威虎山。女生们都比较文静,动倒西歪地睡了。男生们睡不着,围着甩扑克,扑克甩了一阵儿,心里不踏实,陆陆续续到车厢连接处抽烟。“小迷糊”邹小峰样板戏唱得好,就眯着他那永远睁不大的眼睛,歪戴帽子,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朔风吹,林涛吼——”,唱得有板有眼。唱完了,又拿腔拿调的学座山雕:“弟兄们,赶明儿个消灭了共军,大伙都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大伙一阵爆笑,不知怎的,心里都有点儿破罐破摔的土匪情绪。
这时候,工宣队过来了。他不像往日那样威严,因为明天我们就不归他管了,但话仍软中带硬:“都回去睡吧,下乡不是闹着玩儿。明天到敦化,还得继续走呢。”
这一夜,我们告别城市,就这么稀里糊涂睡了,梦中没有家乡,没有林海雪原,也没有达坂城的姑娘,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就到了敦化县城。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县城。满天飘着小清雪,看街上什么都像袖珍的。我东张西望,觉得这么小的城市怎么也能住人?那些人,可怜巴巴的,好像还活得挺认真。
那时候,通讯不灵,人的素质又低,基本没听说过什么硕士、博士,虽然如此,但接送我们的工作好象做得挺有效率。我那时小,也不知道是由哪个系统负责的。上午到了敦化,工宣队把我们领到候车室,一人发俩小面包,自己拿茶缸去热水炉接了水,三下五除二垫了肚子,门口就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把行李扔上去,人再爬上去,工宣队看看好了,往司机棚里一坐,车就开了。
眨眼工夫出了县城,才感到天高地阔。
前面的这条公路相当不错,一直在平地上延伸。两边远处,是看起来不太高的山。后来我们知道,这地方不算真正的山区,更不算原始森林,只是半山区。延边自治州东部有一条长白山脉,我们这是在西部,只能算长白山余脉。要想看到原始森林,还要向两侧深入40里。我们此刻正在沿公路北上,如果一直走下去,就能到达黑龙江境内的镜泊湖;再往北,是牡丹江市;再往北,就不能走了。要是再走,就是苏联了。
车开得不很快,但风也够猛的。大地银装素裹,我们那时是小孩儿,一见这个就高兴了。女生们叽叽喳喳,男生们大唱现代京剧段子“壮志未酬志不休”。离家20多个小时,这才算找着一点点感觉了!
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时候的年轻人,装束是什么样?凭现在的经验去想,那离谱就估计离得远了。不错,那时候的衣服基本就是蓝、绿两色,但细部大有文章。姑娘们怎么浪,小伙子怎么俏,都是有讲究的。
先说阴。女生都穿中式小棉袄,立领,带纽袢,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叫了“唐装”了。外面再加一件花布衫,叫“袄罩”,花是小碎花,那阴柔之美就出来了。谁说那个年代灰不溜秋?大姑娘的袄罩,没有一件花色是重样的。脑袋上再围一大围脖,纯羊毛的,毛烘烘,连耳朵带鼻子一齐裹上,就露两个眼睛忽闪忽闪,额头上还有小刘海,女性味儿十足啊。说到这儿,我真是不能再说了,这帮水灵灵的小丫头,30多年过去,都上哪儿去了?大街上现在常有老太太花脸虎哨的扭秧歌,嘴唇含丹,颧骨上两朵“高原红”。我的天,难道这就是她们吗?
再说阳。小伙们冬天要穿大棉袄,其实就是短大衣,但一定要毡绒领子,也是毛烘烘。里面穿件运动衣,那时候叫“球衣”,大翻领。关键在于,一定要有亮晶晶的拉链,东北话叫“带拉锁儿的”。下身一般是肥腿棉裤,又怎么做文章?有办法,里面也是带颜色运动裤,要把裤脚露出一小截在棉裤外边。就这么一身,最时髦。重要的是,脖子下的“拉锁儿”不能拉上,要翻开,呈美丽弧线。这就是那时候的新人类,酷毙啊,不得了!运动衣裤,又以天蓝色为贵,所以,东三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本买不到天蓝色的运动衣。
看来前辈们的脑筋是有一些问题。且不说价值观、婚恋观,就是我上面讲的这审美观,是不是有点儿精神失常?你想,把内裤的裤腿儿拽到外裤的外边露着,这不是痴呆吗?
这还不算完,俊男靓女,一人一雪白口罩,不到冻急眼了一般不戴,就挂在脖子上,口罩掖在衣襟里,露两根雪白的口罩带儿在胸前,作为装饰。
好了,说到这儿,你基本就可以想象了。但东北的冬天太冷,光上面说的那么俏还不行,不论男女,一人还得戴一顶狗皮帽子,仿军制的。胸前,再别一大像章,这就是时代风貌了。
我们这一车狗皮帽子,在雪后的寒天里,坐着敞篷车,过了一山又一湾,见着拖拉机也要嗷两声,见着马爬犁(雪橇)也要嗷两声。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猛地,前面公路就要穿过一个能住一千人的大屯子(村庄)。大伙一片惊叹:这屯子好大,绵延足足两里地。
车开到屯子中间,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
我们的嬉笑声,也戛然而止。
4
哐郎一声车门响,工宣队跳下车来,喊了一声:“东甸子到了,下来吧!”
我们大伙儿,竟都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流放地?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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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放晴,天很蓝。静默的村庄有一种压迫人的气势。
人扑通扑通地跳下车,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是,家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大旗杆,是用几段木杆接在一起的,竖得无比之高,顶上飘着三角的小红旗。远望,村庄犹如桅杆林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猜了半天,不得而知。而我猜想,不过就是一种民俗吧。二是,大喇叭里有人在演讲,滔滔不绝,只有当今的美国国会议员才有那种口才。喇叭里的人,说的虽然是汉语,却有很多术语我们怎么也听不明白。
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打听清楚了。小旗子的意思是“高举伟大旗帜”。这个象征,很搞笑,但又无懈可击。我承认,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高的旗帜。演讲的事情也闹明白了,是大队在开“揭盖子会”,相当于现在的听证会吧。老乡们说,有人能一口气讲一天。这样的天才,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仅存卡斯特罗而已。
红旗猎猎,喇叭里奇异的演讲声在天空回荡。东甸子,就这样以非凡的怀抱迎接了我们。
工宣队和生产小队的队长办了交接手续,把我们这十个臭鱼烂虾甩给了贫下中农。吃了饭,就坐车走了,自始至终戴着那白手套。他是革命的人,但不一定要呆在最革命的地方。
到东甸子时,已是下晌,肚皮都快饿瘪啦,所以这顿饭很香。农妇们在生产队部的灶上烙了热腾腾的大饼,熬了白菜土豆汤。汤不怎么样,有土腥味儿,但烙饼却是一流的。我们以为,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农民,今后的日子不可能苦到哪儿去。但是,我们想错了,这是东甸子的贫下中农唯一招待过我们的一顿饭。农民是熬过60年代初的灾荒的,知道免费的午餐谁也吃不得,吃了,就要饿死人。
队部里来了些大人小孩,看热闹,有样子怪怪的,有衣衫不整的,有神情激动而不知所云的。就好比像现在街头蹲着的民工吧,看上去总有点儿别别扭扭。我们当中有人憋不住笑,龚本辉立刻就把脸一黑,压低了声音喝止:“笑什么笑?给贫下中农留下什么印象?”
饭后,竟已是暮色时分了。因为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男女生就分两拨,住进了老乡家。
女生,住进了新上任的队长刘队长家。男生,安排在小手工业者李裁缝家。李裁缝是六指,不过也确实比常人手巧一些,在农村是少有的挣现钱的主儿。家道很殷实,东西屋有两铺大炕。他把老婆孩子撵到西屋,自己跟我们住一屋。
刘队长是个好人,前不久搞政变刚上台,掀翻了盘踞东甸子十队六年之久的王队长,位置还不太稳,决心拉拢集体户以壮声威。他是正派人,掂量掂量队里的人家,对哪一家的男主人都不大放心,干脆就把女生收到他家去了。
女生在刘队长家里怎么睡?我们不知道,反正在农村,两辈人男女睡一个炕不算违反习俗。我们当时的心思还没那么邪,没想得太多,倒是李裁缝的夸夸其谈,“煮酒论英雄”,让我们初尝乡村乐趣。
农村第一夜,大炕上躺了六个男生,略有些挤。但冬夜的炕烧得暖,让人筋骨舒畅。几个淘小子像在过野营生活,你捶我打地闹腾了一阵儿,都躺下了。李裁缝还要做一会儿活儿,在灯下咔咔地踩着缝纫机。我们睡不着,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李裁缝是富户,家里电灯雪亮,墙上新糊了报纸,感觉跟城市差别不大。他是个死硬的倒王派,又天生有幽默感,现在有了我们这些听众,就不断地用缺乏逻辑的语言讥讽和控诉刚下台的王队长,说老王过去如何霸道如何专制,如何不得好死。末了,忽然跟我们说:“历史上,姓王的都不是好人;姓李的,都是大英雄。”
此话一出,我们哗然:“不对吧?哪个姓李的是英雄?”
老李是山东人,用方言朗朗答道:“李玉和!”(京剧《红灯记》里的正面人物)
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是“力雨贺”。
“那,姓王的呢,哪个是坏人呀?”
“王连举啊!”(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
我们爆笑,小迷糊说:“什么呀?不算,不算。”
李裁缝抬起头,较起了真儿:“力雨贺!怎么的,不算英雄?”
我们继续笑,龚本辉故意说:“姓李的,也有大坏蛋呢!”
老李警惕道:“谁?”
“李承晚。”(朝鲜战争时期的韩国总统)
老李愣了一愣,也许是感觉似曾耳熟,但随即一口咬定:“我就知道力雨贺!”
和老李笑笑闹闹,倦意渐渐上来,老李也停了手中的活儿:“不干了,睡啦。”他稀里呼噜脱衣上炕,关了灯,叮嘱我们道:“晚上起夜,就在墙根儿底下尿,别走远了。”
“有狼?”
“狼?狼还不敢进屯子,野地里,有苏联特务!”
啊!老李一句话,说得我们脊骨发凉,睡意忽地一下就没了。睁眼看看窗外,没有一丝灯光,外面却总像是有人影。房脊上,寒风掠过,宛如阵阵狼嚎。
5
我们住在李裁缝家,开伙却是在刘队长家。四个女生,轮流做饭,当然也给她们算工分,然后内部调剂。男生则是坐享其成,饭来张口。东北这地方,大男子主义严重,因此没有谁觉得这不对劲儿。
冬季是农闲,吃多了浪费,农民只吃两顿饭。我们入乡随俗,也如此,头晌饭九点多钟吃,下晌饭下午四点多钟吃。第一天吃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