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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的当务之急是，分头忙着联系蔬菜出路。郑天良对黄以恒说：“我们秋后再算总账。”
黄以恒停职检查，等候处理。
问题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眼看着蔬菜从田里收上来后没处卖，一些土豆发芽，萝卜长出了叶子，卷心菜烂了心，黄瓜软得像年糕，社员们急了，两个大队八十户社员，人拉肩挑，驴马倾巢，将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驴车、马车、手推车挤在一起，车上堆满了菜，地上散落着菜，驴马随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个农贸市场，乱成一团。他们要求公社将菜买下来，因为当初种菜的时候，公社文件上说秋后由公社负责销售，现在他们来找公社负责了。
一些极端的社员像文革一样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号：“把资产阶级官老爷们揪出来”、“打倒一切反动官僚”等。
郑天良急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轻率地写上一句负责推销，如今作茧自缚万劫不复，要是当初写上“协助推销”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被动，但如果不写上“由公社负责推销”，谁还愿意种呢？农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种水稻小麦的，当初就有大队书记说：“现在有的地方连饭还吃不饱呢，人怎么可能靠吃菜过日子呢？”郑天良反问道：“那你打算你们大队什么时候消灭草房子？”
郑天良站在一辆驴车上，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卷起来的喇叭：“社员同志们，不要担心，公社是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你们将菜过磅后全都回家，一个月内，我负责给你们付款！”
社员们热烈鼓掌，有人又不负责任地喊出了“郑书记万岁”这种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口号。
百把号社员散去后，院子里成了菜场，郑天良看着成堆的蔬菜，心里一阵阵发紧，他的头发在秋风混乱如草。
公社党委会开了整整一夜。
目前这种菜到菜场上肯定是不好卖了，只有卖给酱菜厂还可以利用。扬州有十几个酱菜厂，散装和瓶装酱菜在江浙沪皖一带卖得很好，能不能跟扬州的酱菜厂联系，低价卖给他们？鸡叫三遍的时候，公社会议室里气氛极其严峻，能听得见党委成员抽烟的丝丝声和茶水进入喉咙的声音，天有些凉了，有人裹上了棉袄。这时党委组织委员老朱说：“郭书记，你不是有个连襟在扬州天和酱菜厂当厂长吗？”
郑天良突然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芒来：“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郭，你明天就去扬州，事不宜迟。”
郭诚副书记有些担心地望着郑天良说：“郑书记，我怕连襟不给我面子，多少年都没来往了。”
郑天良火了：“你还没去，怎么就知道人家不给面子了，他反正是要收菜的嘛，我们价格低。怎么兵马未动就提前败下阵来，什么工作作风？”
郭诚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郑天良说：“头割下来不过碗大一个疤，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窗外天空就露出了鱼肚白，当他们哈气连天地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第一缕清晨的阳光落在了会议桌上。
郑天良拉着郭诚赶到县城坐早上头班车直奔扬州。
郭诚的连襟季虎彬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午还请他们在“和风楼”菜馆隆重地吃了一顿，季厂长说：“有郑书记这种为民办实事的精神，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你们的菜。有人说你们那里因循守旧观念保守，我看不但不保守，而且还相当超前，很有改革精神。”
郑天良向季厂长敬了满满一大杯白酒，他说：“季厂长，我是真心诚意地来向你学习和取经的，还望你给我们多指教，多提宝贵意见。”季厂长一激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要是真信得过我，我无偿支援你技术，派几个技术员去，帮你们办一个酱菜厂。”
郑天良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回来的路上，郭诚说：“事办成了，你看我以后打麻将的事，你能不能在党委会上不要再揭我疮疤了？”郑天良说了两个字：“不行！”
郑天良在县城边上花四千块钱买下了倒闭的县糕点厂的一个破烂不堪的十二间厂房，屋顶补上瓦，用石灰粉刷一新，再买上几十口大缸，等扬州师傅一到，“朝阳酱菜厂”就正式开张了。郑天良还为酱菜起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字，叫“合和”酱菜。一开始党委有人不同意把酱菜厂建在县城边上，说放在公社所在地马坝，上级来人都能看到，也是我们的政绩之一。郑天良说：“没有效益，哪来政绩，只能是劣绩。县城边上交通方便，运输快，占有地利的优势。再说城边上还是我们公社王庙大队的地界嘛，算不上卖国。”
酱菜厂投产的那一天，郑天良终于在开张的鞭炮声中倒下了，由于极度劳累，他得了急性肺炎，送到医院后吊了三天水。第四天再也不愿住院了，医生说不能出院，郑天良拔掉针管对那个年轻的大夫说，“你糊谁呢，我当医生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说完披着衣服就走出了飘满了药味的病房。
在准备上报对黄以恒处理材料的时候，一天晚上，郑天良的房间的门被小心谨慎地敲响了，开了门，郑天良一愣，原来是当年的县工作组组长黄国标，黄国标进门后，满脸堆笑：“郑书记，我本来早就该来看你了，穷忙，一直没腾出时间来。”郑天良一看是当年的黄组长，就想起了玄慧寺下肥料坑上的那一幕，但时过境迁，郑天良还是热情让座倒茶递烟，黄国标没有接郑天良的“丰收”烟，而是迅速地将一支带把的“牡丹”烟塞到郑天良的嘴边：“抽我的”。落座后，郑天良依稀看到黄国标脸上仍然写满了左倾的标语，只是颜色枯萎字迹模糊了，黄国标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郑天良对面，他很清晰地听到了屋外的天空下冬天正一步步地逼近，风声川流不息。
屋内的一盏25瓦的灯泡像喝醉酒了一样，晕晕地亮着含糊的光。
郑天良打破沉寂：“黄所长，你也是难得能到下面来一趟，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黄国标终于很困难地吐露出了此行的真实意图：“郑书记，黄以恒年轻不懂事，我向你道歉。”
郑天良一愣：“黄以恒……？”
黄国标说：“黄以恒是我儿子，也怪我平时管教不严，给公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在我们多年相识的份上，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郑天良说：“我真的不知道小黄就是你的儿子，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不过，处分他也是让他改正错误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黄国标僵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闷闷地抽了一会烟，黄国标说：“郑书记，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些缘份的，如果我不为队里弄来十二吨氨水，就不会有肥料坑事件。”
黄国标没接下去说，但郑天良已经听懂了，他下面的意思是没有肥料坑事件，就不会有郑天良救人的壮举，就不会成为知青的榜样，就不会上大学，就不会有今天以公社书记的姿势跟他讲话。言下之意，自己在客观上帮了郑天良的忙，同时暗示了一个很荒谬的逻辑：“没有黄国标的氨水，就没有郑天良的书记。”
年轻气盛的郑天良毫不客气地将黄国标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不说没有你弄来的氨水和你的瞎指挥，就不会丢了三条人命。”
黄国标脸色青了：“郑书记，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求你了，你给黄以恒一条出路，我们以后会记住你的恩德，他还年轻。一旦处分了，以后的政治前途就全完了。”
郑天良说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谁都不能更改。
后来，是县委书记梁邦定更改了这个决定。梁邦定亲自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郑呀，你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县委是高度肯定的，对于黄以恒的处分意见，县委也是赞成的。黄以恒是县委派下去的干部，出了问题县委也是有责任的。由于黄以恒的组织关系还在县直机关党委，行政关系也是在县里，所以县委研究决定，将黄以恒抽回县委办后，再进行处分。”
郑天良对着手摇电话机的话筒发愣，他觉得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梁邦定书记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宣布决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郑天良的原则性是很强的，因而也就说了一句：“我服从县委的决定。”他放下黑乎乎的话筒，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这个天气总是灰尘与风搅拌着漫天飞舞无孔不入。
黄以恒卷着铺盖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悄悄地离开了朝阳公社的大院。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像泡在水里一样，泛出惨白的光。
二十一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黄以恒那天并不是开车去送他母亲到扬州住院，而是被县委书记梁邦定调去到四十里外界石公社参加梁书记侄子的婚礼了。当晚，耿天龙也开着“拉达”车去了界石公社参加婚礼，他看到了那辆吉普，并且还跟黄以恒喝了一杯酒。梁书记从小父母双亡，由他哥哥供养读书长大参加工作，所以侄子结婚也就按照哥哥的请求比较过分地讲究了一下排场。梁书记调动了八部小汽车去接亲，一字排开，声势浩大。当时县委的车子很少，单位有车的更少，而且这是私事，梁书记也不好直接用县委的车，除了自己坐的那部车外，只好从下面调，他打电话向离县城最近的朝阳公社郑天良调车，郑天良不在，值班的黄以恒接了电话，当时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去。”婚礼结束后，梁书记并没有叫黄以恒回去向郑天良解释一下用车的事，所以当郑天良破口大骂的时候，黄以恒就自己揽下了责任。据耿天龙说，郑天良在被枪毙前半年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那天郑天良坐在耿天龙家的院子里，整个一下午都没说一句话，黄昏时默默地走了。
这件事的真实性，我还是有些怀疑的。我发现现在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都是对在职干部和以前比自己官大的干部心存不满，经常说一些有损现任领导形象的话，而且都以反腐败的面目出现，我觉得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台上的时候没有权力腐败或腐败的程度不够而导致了心理失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九八0 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朝阳公社改为马坝乡，朝阳酱菜厂改为“合和酱菜厂”。郑天良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
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魔术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你以为手中的盒子里依然是一包香烟的时候，打开盖子，盒子里飞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鸭子。
忽然有一天，从中央到地方，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全都进了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政治舞台上，文革时打砸抢夺权上台的造反派领导们踏着“四人帮”的足迹前仆后断地坐牢或撤职查办，一旦列入“三种人”，比刚摘了帽的地富反坏右的前景还要糟糕，属于永远不能提拔使用的废铜烂铁。被打倒的老干部们这时就拖着一身疾病，拄着拐杖怀里揣着“降压灵”、“硝酸甘油”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抚摸着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椅子，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多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