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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新月抬腿迈过那高高的、中间被踩得凹下去的门槛，把挎在肩上的书包拿下来，提在手里，“我们学校今天……”
“得了，得了，先甭跟我说了，”姑妈神色不安地打断了她的话，等她进来，又把门关上，往里院瞅了瞅，“今儿个家里又不安生！”
新月的脸上立时罩上了阴云，她放学回来一路上的好兴致全被破坏了。她知道姑妈所说的“不安生”是什么。
她垂下头，提著书包，默默地从影壁旁边的藤萝架下走过，穿过垂华门，然后，不走天井中的雨路而直接沿着抄手游廊回自己的西厢房。果然，她听到上房里在争吵，时高时低，时断时续。
“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又不言语了？”这是妈妈的声音。她在生气的时候，平时的和善、宽容一点儿也没有了，变得十分威严，声色俱厉。但又不同于市井常见的泼妇骂街，她从不摔盆砸碗、捶胸顿足，从不口吐脏字，即使在大怒的时候也很少失态而有损自己的形象，而只希望对方充分认识她的凛然不可侵犯并且不得不服从。
“我……我说什么呀？既然我的话在这个家一点儿用都没有，还不如什么都不说！”这是爸爸的声音，显得愤然、屈辱而又无可奈何。和妈妈正好相反，他平时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孩子们都对他有几分畏惧。而一旦和妈妈发生了冲突，他那份威严感便一落千丈，仿佛受了多少委屈而又无法申辩，敢怒不敢言似的。这时候，他常常是垂着头，坐在椅子上，两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捂住脸，好像要避开一切纷扰；或者倒背着手站在那儿，两眼失神地望着顶棚，老半天一动也不动，黧黑的额头上泛着青光，太阳穴暴着青筋，两颊的皱纹明显地加深了，嘴唇无声地嚅动，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说。现在，不知天他是在采取哪种姿态，反正是又在受折磨了。
妈妈又说话了：“哟，这可是把正话反着说了！这房子是你的，家是你的，你挣工资养活居家老小，你是一家之主，谁敢贱遇你啊？”她的话说得很慢，但很有力，像咀嚼牛蹄筋儿似的，让你慢慢品味、琢磨，每个字都好似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说的全是奉承话，可让人听起来却句句是嘲讽和挖苦。新月有时候完全凭主观想象，觉得慈禧太后大概就是用妈妈的这种语调说话。
“哼，真是这样儿吗？”又是爸爸的声音，“那你就再让我做一回主，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成不成？”
“哼，笑话！”妈妈冷笑着，“你当我是你花钱雇来的佣人？是两旁世人？我是她妈！我不管，谁管？”
“你呀，亏得还是她妈！你……没个当妈的样儿！……算了吧你！”爸爸好像失去了控制，他的声音急促，带着愤愤的喘息，以往的争吵很少达到这种几乎要爆炸的高潮，他似乎全然不顾后果了，“你毁了我一辈子还不算，还要毁了后辈？”
“哗啦”一声，上房里的什么东西被摔碎了，新月猜想那是一只喝茶的青花盖碗。她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这场战火将蔓延到什么地步。
姑妈并没有回到倒座南房里去，而是一直陪着新月往里走。里边的争吵使她不安，她感到恼火、难堪，却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平息战火；她不愿意让新月因为父母的不和而遭受刺激，但也没法儿不让新月听见。老太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惊肉跳地随着新月往里走，这会儿已经走到了西厢房廊子底下。上房的吵闹突然激化，下边将要发生什么事儿就难说了！一向没有主见的姑妈这时突然急中生智，想到了新月正是她要搬的救兵，便可着嗓子朝上房嚷了一声，虽然她极力装得轻松、随便、若无其事，但那声儿却因为紧张而显得古怪：“俩人没事儿又逗门子玩呢？新月都放学回来了，该吃饭了咳！”
上房里的吵闹声戛然而止，姑妈果然一鸣惊人，收到了奇特的效果。新月看见妈妈从屋里走出来了。
韩太太站在廊子底下，悠闲地摇着手里的芭蕉扇，根本不像刚刚吵过架的样子。她年纪已经过了五十，看起来还像一个中年妇女，面色白净，仪态端庄，丰满而不显肥胖，穿着一双藏青礼服呢面方口布鞋，烫得平平整整的灰色暑凉绸长裤，深褐色的靠纱短袖大襟上衣，露着象牙色的胳膊，一双手细腻而柔软，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精巧的金戒指。虽然年月变了，她仍然保持着昔日的风度，表明她和左邻右舍那些出门提篮买菜、进家洗衣裳做饭的老太太、半大老娘们儿是不同的，令人不敢小瞧。在家里当然更是这样了，在丈夫、孩子她从容地摇着扇子，看见新月正噤若寒蝉地顺着廊子往里走。
“妈……”新月不安地叫了她一声。
“哎，放学了？”韩太太笑了笑，“瞧你晒的，脸上那红！”
新月一低头，进了西厢房。她也觉得脸上发烫，不是被太阳晒的吧？是让刚才父母的吵闹给臊的。
韩太太却像没事儿人似的，轻轻松松地朝姑妈说：“大姐，今儿晚上吃什么？”
姑妈瞅着一场大闹已经烟消云散，心里高兴，便笑吟吟地说：“打卤面！今儿不是新月的生日嘛，我买了点儿牛肉，买了点儿……”
“噢！”韩太太声音细长地接了这么一声“噢”，然后说，“那好哇，等天星回来，就吃饭吧！”
新月回到自己房里，把书包丢在床前的写字台上，听到姑妈的话，心里一动，才记起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唉，忘了，几个月来她一直像枕戈待旦的战士一样埋头复习功课，准备迎接严峻的高考，竟然把生日都忘了！看起来，要不是姑妈提醒，连爸爸妈妈也忘了，要不然，他们不会在这个日子吵吵闹闹。只有姑妈记着呢，她知道自己在姑妈心中的位置！新月不由得泛起一阵伤感：生我的父母，还不如姑妈疼我！可是，父母刚才的争吵又是因为什么呢？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和自己有关，因为她明明白白地听见爸爸说：“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听见妈妈说：“我是她妈！”爸爸还说：“不能让你毁了后辈！”这不是在指她吗？可是，汉语里的“她”和“他”发的是同一个音，使她又不能断定指的到底是她还是哥哥。咳，要是爸爸用英语吵架就好了，“she”和“he”分得清清楚楚！但妈妈又不懂英语……新月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觉得好笑了，她对着镜子无声地笑了笑，那笑容是困惑的，是苦涩的。
哥哥天星下班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大门旁边的五间倒座南房，东头两间姑妈住，西头是厨房和贮藏室，中间这一间是接待一般客人的外客厅，也是一家人吃饭的餐厅。
姑妈端上了打卤面，这是为了祝贺新月的十七岁生日而特意做的“寿面”。北京人爱吃面，能做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名目，炸酱面、麻酱面、热汤面、一和汤面、氽子面……都不算什么稀奇，比较讲究的就算打卤面了；姑妈做的打卤面就更为讲究，她把面神得又细又长又匀溜又筋道，挤在碗里，浇上又香又浓的卤汁，那里边有香菇、口蘑、木耳、虾仁、黄花菜、玉兰片，像流动的“金绞蜜”琥珀，不等吃到嘴里，看着就让人眼馋，何况又是在1960年！自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珠米桂薪使人们把兴趣相当浓厚地集中到“吃”上：怎样让有限的粮食定量填饱肚子，怎样更有效地保持体内热量，怎样充分地受用那些珍贵的票、证……从家庭主妇、一般市民到机关干部、工人、学生都不得不在饥肠辘辘声中时时想到这些问题，切身体会“民以食为天”这一自古真理的严峻性。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粮库已经几乎挖空，面临脱销的危险，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并且采取措施，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乡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提倡采集、制造“代食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姑妈为这顿打卤面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就简直像一场成功的战役了，也不知她是怎样从无货不缺的商店里买到那些原料的！和孩子的姑妈眼里，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宰，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
新月捧着这碗“寿面”，几乎要落下泪来。十七岁了，她已经度过了十六个生日。她不记得最初的几次生日是怎样度过的，自从她记事儿以来，这一天常常是毫无表示的，似乎被人遗忘了。而且，她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爸爸说是阳历七月七日，阴历六月初五。可是这两个日子很难赶到一天，就不知道该以哪个为准了。妈妈和姑妈都是不理睬阳历的，今天的这个生日显然也就按她们的原则来过的，爸爸也并没有反对。过生日无非是表达一点美好的愿望吧，爸爸不会因此而争执，何况也不是每年都过。如果不是姑妈心里记着，恐怕今天又被忘记了。新月端起碗来，深情地望着姑妈，说：“姑妈，谢谢您……”
姑妈慈祥地笑了，对她说：“新月，不是这么个说法儿，你该谢的是你妈，这一天是她为你受难的日子！”
新月顿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脸微微红了，朝旁边望着妈妈，按照姑妈的指点，说：“妈，今天是我的母难之日，感谢您把我带到人间……”
韩太大刚要吃面，看新月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笑了笑，对姑妈说：“成了，成了，别难为孩子了！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她一个姑娘家哪儿知道那受的是什么罪？吃面吧！”
韩子奇一直沉着脸，也许是因为刚才吵架引起的不快还没有消散。他望着新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新月，十七岁了！爸爸没忘……原谅爸爸，不能给你过一个像样儿的生日……”
“打卤面，我已经很知足了！”新月说。
“该买一块生日大蛋糕，插上十七根儿蜡烛……”
“我憋足一口气，噗，一吹，全灭了！对不对？我在电影里看过！”
姑妈听得各漾：“那叫什么事儿？吹灯拔蜡？”
新月笑着说：“姑妈，您不懂，那是外国的风俗！”
“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好？”韩太太面带不悦。瞪了韩子奇一眼，“吃吧你！又显摆你多知多懂？”
韩子奇就不言语了。这年头儿，“外国”这个词儿不怎么好听，容易令人联想到“帝国主义反动派”之类，这一点，做外贸工作的韩子奇自然是很敏感的。韩太太这么点了一下，他就住了嘴。在孩子面前谈论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不好的。
餐桌上的空气显得压抑，姑妈只好出面打岔：“什么洋风俗、土风俗的，还不快趁热吃？新月，天星，吃！”
新月望望下班回家之后一直没说话的哥哥天星：“哥，吃吧！”
韩天星比新月年长八岁，今年二十五，是国营五四一厂的工人。那是全国独一份的专管印制人民币的工厂，重点保密单位，制度极严。也许正是因为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养成了习惯，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的性格极其内向，不到非说话不可的时候，很少开口。每天一早，吃了早点蹬上车子走人，傍晚蹬着车子回家，一进门，就耷拉着留着“寸头”的脑袋，板着和爸爸一样黑却比爸爸胖的脸，穿着一身工作服，直奔他住的东厢房，等姑妈喊他吃饭，才出来，闷着头吃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