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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车。
她到处哭诉，到处打听，没有任何音信。她哀求校长为她做主，校长躲都躲不及：“学校出了这种事体，谁能想到？楚先生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本校无涉！你问你的丈夫去！”
到哪里去问？父亲无影无踪。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划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亲在绝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亲早已有的嘱咐，命名为“雁潮”。谁能够想象母亲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中带大了这姐弟俩？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三口之家，她还在星期天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娘姨（保姆）。姐姐仅仅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可是母亲坚持让雁潮读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儿子的作业，逐字逐句地纠正他的差错，一边感叹着：“要是侬格阿爸还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
但是阿爸永远也没有回来。母亲希望雁潮快些长大，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楚雁潮从来没见过父亲，家里竟然连父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因为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没有任何准备。儿子就永远也无法认识父亲，只能千遍万遍地在想象中追寻。后来这个家被房东驱赶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没能留下父亲的什么有研究价值的遗物。他的遗物也无非就是一些和母亲共用的书，一些旧衣服和一把旧雨伞，还有一函线装的《楚氏族谱》，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上面记载着楚家的血脉，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过“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书时的最后一代则兴办了“国学”。上面当然没有来得及印上父亲和楚雁潮的名字，但这条千古未绝的血脉正是由他们延续下来的。尽管母亲有千种遗憾万种感伤，但她觉得惟一对得起父亲的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留下了根。
父亲恐怕早就死了，也许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晚上。
是谁杀死了父亲呢？不知道。二十多年来，母亲、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知道。无论他是作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害，还是作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都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供后人做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边都数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没有记着他，没有留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戴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进了高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水一样的同学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含热血的心扎得干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流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读书，好好做人，这是最要紧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母训下凭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学。他感激北大录取了他，表现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北大怀着儿子对母亲那样的感情。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亲”对他的父亲到底持什么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说不定对父亲的问题还有过争论。留校毕竟不同于入党，他一直没有勇气再在政治上做无谓的试探，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创伤。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却比他固执，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道写了多少份，被同事们讥笑为“党迷”，但至今也没有结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流着眼泪、追着领导诉说。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信仰的真诚，而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愿意让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样的笑柄。五年上学、一年见习和一年多的执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却始终徘徊在党的门外，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
楚雁潮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积郁，他似乎应该感到一丝宣泄的快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是没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仍然压迫着他。也许是因为压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过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当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巨石时，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
他静静地望着郑晓京，等待她的反应。既然郑晓京是党派来的，他就不能拒绝组织的审查。既然他把党当做母亲，他就应该像儿子一样坦诚。既然他有勇气袒露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顾忌会不会得到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后果。但是，“心如古井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他等待郑晓京的评判的时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郑晓京微微地张着嘴，双眼一片茫然。楚雁潮奇特的家史，她闻所未闻，甚至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事例可供参照。简单之极，而又复杂之极，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还没有遇见过这么令人烦心的事儿！
沉默。楚雁潮已经预感到，命运将再一次无情地重复。
郑晓京却突然说话了：“您父亲……他平时表现怎么样？”
“我不知道，”楚雁潮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已经不愿意纠缠，“那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很难谈什么‘表现’。人品好坏、学问高低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宋代的蔡京，个人生活是节俭的，书法还有很高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似乎并不想为父亲做什么辩解，竟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说的就是他的政治倾向，”郑晓京依然很认真地问，“您母亲和他一起生活多年，总不会没有觉察吧？”
“这也难说。如果他不是个政治人物，也就不会表现出什么政治色彩；如果他确是个政治人物，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未必暴露给家里的人，”楚雁潮回答得模棱两可，“我母亲只记得，他读过不少鲁迅的书。”
郑晓京眼中放出了光彩：“这就是一种倾向性嘛！也许您父亲是个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革命文学青年，像柔石、白莽、胡也频……”她终于找到了对楚雁潮有利的因素，楚老师应该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
“当然可以做这样的设想，”楚雁潮说，并没有由此引起什么兴奋，“但设想毕竟只能是设想，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父亲的文章并没有发表过，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并不是作家。我查过鲁迅日记，查过所能找到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他。他恐怕并不认识鲁迅，而鲁迅的书是任何人都可能读的。当时的知识界，阵线也不那么分明。”
郑晓京也犹豫了，“是啊，即使在鲁迅身边的人，情况也很复杂，像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后来都成了革命的敌人！”
她眼中的那点希望之火复归于黯淡，放弃了那不仅毫无依据而且相当危险的设想。从“烈士”到“敌人”，楚雁潮的父亲转瞬之间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跟头，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楚雁潮完全感知了她的这种情绪变化，他自己心中的那一点希冀的微波也随之平息了。如果鲁迅本人能活到今天，谁又能保证他的结果如何呢？何况楚雁潮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父亲！一个死了的人，人们尽可以把种种干净的、不干净的“设想”加之于他，他却都得接受。如果人死了真的灵魂不灭，不知世间有多少冤魂！也许父亲正在冥冥之中痛苦地呼喊：“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郑晓京默默无语，脑子里翻腾得厉害。好端端的一个楚老师，为什么偏偏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父亲？可惜，真可惜！这样的人，她能介绍他入党吗？党会接纳他吗？如果有一天查出来他的父亲有严重问题……多么严重的问题都有可能，那将比所有的已经有明确结论的人更麻烦！她的心情沉重了。自己真不该冒冒失失地把党的大门向他“敞开”，现在却敞也不是、关也不是了。如果楚老师把她的许诺当成了党的意思，越过她再去找党的组织，怎么办？那将会给她带来麻烦！不，他不会那样做，从他那低沉的情绪来看，他不敢！但她自己也决不敢再提那近乎“请将出山”的关于入党的动员，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惟一的出路是撤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唉！”她无可奈何地叹息，以表示她对于楚老师的不佳身世深表同情但又爱莫能助，然后寻找适当的结束语，“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应该相信党！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仍然可以选择革命的道路！”
楚雁潮不能领受这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不能忍受这种充满教训意味的安慰。他明白，在郑晓京的心目中，他现在已经被归入了哪些人的行列！“这，我懂，”他终于忍不住说，“你对自守礼、谢秋思不是经常这样讲吗？”
郑晓京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她听得出其中包含的抵触情绪！她过去在白守礼、谢秋思身上也曾隐隐约约地感到过这种情绪！难道楚老师在思想深处果然和他们有某种共鸣吗？怪不得……
已经欠身准备告辞的郑晓京又稳稳地坐定了。“楚老师！党的阶级路线是十分明确的、坚定不移的，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一个人，无论出生在什么家庭，只要坚决跟着党走，就有光明的前途！您是我们的老师，我对您一向是非常尊重的，希望您能够把我们这个班带好，做我们的表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在同学们当中的影响……”
楚雁潮简直要怒而逐客！这样的教导，他已经反反复复听了十几年，却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到底算什么阶级、他本人算什么阶级，又受了多少“侵蚀”！但是，当他听到那最后一句话，却又不像已经听惯了的老套，似乎在“暗示”他已经“影响”了学生。“噢？我带坏了同学们？如果我是个不称职的班主任，那就请求组织上……”